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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The Impact of Commuting Time on Job Satisfaction: An Empirical Study
引言
提升通勤效率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城镇化水平正在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应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要求城市交通工作由传统的设施建设转向治理服务。同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提升城际、城内通勤效率上升为国家战略任务,明确提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完善交通枢纽换乘设施布局等举措。然而,通勤时间过长仍是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难题。《2024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我国45个主要城市中,单程通勤时间在45分钟以内的通勤者仅占77%,仍有12%的通勤者承受着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过长的通勤挤占增加了劳动者患有疲劳、慢性疾病的风险,并易引发焦虑、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可能使其对工作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而员工较高的工作满意度既能有效降低企业离职率、提升企业绩效,也有助于缓解由通勤压力引发的社会矛盾。因此,通勤时间作为衡量通勤效率的核心指标,探究其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既能响应政策,又能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与通勤时间相关的学术研究,多聚焦其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及身心健康的影响。Nie P等证实通勤时间越长,居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越低。孙斌栋等认为通勤时耗过长会降低居民自评健康,缩短其睡眠时间。琚琼、林蕾验证了通勤时间与劳动力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负向关系。杨建坤、何明卫从通勤时间失调视角切入,发现通勤时间重度失调的员工通勤满意度最低。
学者还探讨了工作满意度的各类影响因素。裴婷昊识别了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后续多项研究聚焦于特定职业群体,邓忠奇等发现新型职业从业者的工作满意度较高。姚烨琳、张海东探究了自由职业人群收入水平、工作自主性等职业特征因素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朱惠、翁清雄基于人职匹配视角,论证了不同职业类别中人格特质对工作满意度的差异化影响。近年来黄苏萍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增大劳动者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并提升其工作满意度。
国外学者探究了通勤时间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Stutzer A、Frey B基于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检验了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负向影响。随后,Morrow发现对于每周工作超过20小时的群体,通勤时间会通过通勤压力对工作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Amponsah Tawiah等以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组合来衡量通勤压力,证实了通勤压力对工作满意度的消极影响。Clark B等将工作满意度列入主观幸福感的子领域,发现过长的通勤时间会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现有研究多探讨通勤对主观福祉的作用及工作满意度多元影响因素,国外学者持续关注通勤时间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相比而言,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还略有不足,贺建风等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究了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效应。但随着我国居民通勤模式的改变,亟需使用更具时效性的调查数据,系统考察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异质性及其传导机制。因此,本文收集了12个城市共930份问卷数据,探究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利用分组回归法开展异质性分析,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别内在作用路径。
二、理论假设
(一)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工作压力会增大员工对工作的不满情绪。压力理论模型认为,环境、组织和个人三方面的压力源是工作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因素,而通勤作为工作中的延伸性环境,其时间长短会影响通勤者的工作满意度。同时,通勤作为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过渡带,包含了物理过渡带、时间过渡带等四个维度,其中时间过渡带则反映了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过长的通勤时间挤占了通勤者的休息时间,使其易产生消极、倦怠等负面反应,降低对工作的满意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通勤时间负向影响工作满意度。
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个体、城市规模及区域间存在差异。男性通常承担着更重的职业发展压力与家庭经济责任,对时间成本的感知更为强烈,通勤时间的延长更容易削弱其工作满意度;不同规模城市通勤者通勤时间、生活成本及工资报酬等存在差异,其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也会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生活节奏快、时间成本高,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效应可能更为突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负向影响在不同个体、城市规模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
(二)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吴江洁将个人健康状况分为主观健康、客观健康、健康行为和精神状态四个方面,研究发现通勤时间主要对个人健康行为和精神状态产生影响。孙斌栋等研究发现通勤时间加长降低居民的自评健康及心理健康。因此,通勤时间还可能通过损害个体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间接影响工作满意度。一方面,通勤时间过长会增加员工身体疲劳感,长期可能影响身体健康状况。另一方面,长时间通勤会增大员工的心理压力,损害其心理健康,而良好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是维持较高工作满意度的基础。本文构建了通勤时间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传导路径(如图1所示),并提出假设3:
H3:通勤时间通过损害员工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间接降低工作满意度。
图1 中介效应传导路径图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一)数据来源
依据《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及《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超大型城市(城区人口规模>1000万)和特大型城市(城区人口规模500万-1000万)划分为“大”型城市;I型大城市(城区人口规模300万-500万)和II型城市(100万-300万)划分为“中”型城市,剩下中小城市(100万以下)划分为“小”型城市。考虑调查的成本与可实施性,采用概率和非概率结合的抽样方法选取了12个城市的通勤者作为调查对象,具体包括5个大型城市、4个中型城市及3个小型城市。数据来源于线上与线下的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26年2月5日-2026年2月25日,共发放问卷1000份,有效回收93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见表1)。
| 城市规模 | 选取的代表城市 | 样本量(个) |
|---|---|---|
| “大”型城市 | 北京、广州、西安、郑州、成都 | 408 |
| “中”型城市 | 汉中、太原、兰州、乌鲁木齐 | 310 |
| “小”型城市 | 南阳、西宁、黄山 | 212 |
(二)模型设计
1.被解释变量
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工作满意度,包含工资报酬、工作环境及工作效率满意度,各维度采用1–5分Likert量表,分值越高代表满意度越高。通过因子分析法将三个维度整合为可以反映工作满意度的数值型复合变量。
2.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通勤时间,具体指个体单程上班花费的时间,分为1-10分钟、10-30分钟、30-60分钟及60分钟以上四个时间区间。控制变量分为个人特征变量和通勤特征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及年龄等,通勤特征变量包括通勤距离及通勤成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 变量 | 分类 | 样本量 | 变量 | 分类 | 样本量 |
|---|---|---|---|---|---|
|
通勤 时间 |
1-10分钟 | 140 |
平均 月薪 |
3500元及以下 | 97 |
| 10-30分钟 | 486 | 3501-5500元 | 294 | ||
| 30分钟-60分钟 | 238 | 5501-8000元 | 307 | ||
| 60分钟以上 | 66 | 8001-10000元 | 157 | ||
| 性别 | 男 | 429 | 10001-20000万元 | 52 | |
| 女 | 501 | 20001元以上 | 23 | ||
| 年龄 | 18-25岁 | 215 |
城市 规模 |
小型城市 | 212 |
| 26-35岁 | 420 | 中型城市 | 310 | ||
| 36-45岁 | 208 | 大型城市 | 408 | ||
| 46-55岁 | 79 |
通勤 距离 |
0-5公里 | 342 | |
| 55岁以上 | 8 | 5-10公里 | 307 | ||
|
婚姻 状况 |
已婚 | 490 | 10-20公里 | 191 | |
| 未婚 | 440 | 20-30公里 | 60 | ||
|
文化 程度 |
初中及以下 | 45 | 30公里以上 | 30 | |
| 中专或高中 | 92 |
通勤 成本 |
0元 | 154 | |
| 大学专科 | 221 | 1-10元 | 435 | ||
| 大学本科 | 466 | 10-20元 | 229 | ||
| 硕士及以上 | 106 | 20-50元 | 81 | ||
| — | — | — | 50元以上 | 31 |
3.模型构建
设计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代表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出的个体工作满意度。代表个体的通勤时间,基于该变量数据类型将其设置为以1-10分钟为基组的虚拟变量,、及分别表示个体通勤时间为10-30分钟、30-60分钟及60分钟以上。指控制变量中的个人特征变量,表示控制变量中的通勤特征变量,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见表3),通勤时间负向影响工作满意度,且该效应在控制个人特征与通勤特征变量后仍然保持稳健。模型1中,与1-10分钟相比,通勤时间为30-60分钟和大于60分钟的系数显著为负,且随着通勤时间延长,负面影响逐渐增强。模型2、模型3依次加入个体特征和通勤特征变量后,通勤时间各时间段回归系数绝对值增大,且都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控制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和通勤成本等因素后,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效应依旧显著。
| 解释变量 | 被解释变量:工作满意度 | ||
|---|---|---|---|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
| 通勤时间(1-10分钟) | — | — | — |
| 10-30分钟 | -0.1389 | -0.2278** | -0.2169** |
| 30-60分钟 | -0.2910*** | -0.3407*** | -0.3518*** |
| >60分钟 | -0.4350** | -0.5582*** | -0.5808*** |
| 性别(女性=0) | -0.2566*** | -0.2582*** | |
| 婚姻状况(未婚=0) | 0.2037** | 0.2114** | |
| 年龄 | -0.1029** | -0.0945** | |
| 学历 | -0.0243 | -0.0238 | |
| 平均月收入 | 0.1303*** | 0.1351*** | |
| 城市规模(小型城市) | — | — | |
| 中型城市 | -0.1943** | -0.2087** | |
| 大型城市 | -0.2039** | -0.1966** | |
| 通勤距离 | 0.0647 | ||
| 通勤成本 | -0.0908* | ||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回归分析
通过替换因变量验证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影响的稳健性。首先将数值型复合变量替换为平均工作满意度,即计算工作满意度三个维度得分的均值得到平均工作满意度,使其作为新的因变量。模型4到模型6(见表4)表明相较于短时间通勤人群,长时间通勤人群的工作满意度更低,且不满意程度随着通勤者通勤时间的增长而加剧,该结论在加入个人特征变量及通勤特征变量后依旧成立。
| 解释变量 | 被解释变量:平均工作满意度 | ||
|---|---|---|---|
| 模型4 | 模型5 | 模型6 | |
| 通勤时间(1-10分钟) | — | — | — |
| 10-30分钟 | -0.0947 | -0.1566** | -0.1502** |
| 30-60分钟 | -0.2003*** | -0.2346*** | -0.2451*** |
| >60分钟 | -0.2987** | -0.3844*** | -0.4045*** |
| 控制变量 | 否 | 是 | 是 |
其次,将工作满意度的三个维度:工资、工作环境及工作效率满意度分别当作因变量,使用Logit回归来验证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模型7至模型9(见表5)说明,延长通勤时间降低了工作者在工资、工作环境及工作效率方面的满意度,且负面影响在通勤时间超过60分钟时尤为突出,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结论。
通勤时间越长的群体时间成本越高,使得员工在评估工资回报时,认为其付出的工作代价未能获得足额补偿,从而对工资数额感到不满。长时间通勤挤压了劳动者的有效休息时间,导致其抵达工作岗位时身心疲惫,放大了劳动者对其工作环境的不满程度。同时,晨间痛苦出行会削弱员工的工作专注度,进而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效率(HFG等)。可见,通勤时间-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
| 解释变量 | 被解释变量 | ||
|---|---|---|---|
| 工资满意度 | 工作环境满意度 | 工作效率满意度 | |
| 模型7 | 模型8 | 模型9 | |
| 通勤时间(1-10分钟) | — | — | — |
| 10-30分钟 | -0.3812* | -0.3750* | -0.2902* |
| 30-60分钟 | -0.6848*** | -0.4407* | -0.4862* |
| >60分钟 | -1.0535** | -0.6688* | -1.0783** |
(三)异质性回归分析
为深入探究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个体、不同城市规模及不同区域通勤者中是否存在差异,使用分样本回归方法进行异质性检验。
1.个人因素异质性分析
将样本按照性别、婚姻状态分组开展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男性的工作满意度更易因通勤时间加长而下降,以1-10分钟的通勤时间为参照,男性各长通勤组别系数均显著为负,负面影响随通勤时长递增;女性仅在超过60分钟极端通勤时,才显现显著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男性因职业与家庭经济责任更重,时间成本感知强烈,通勤时间的延长更容易削弱其工作满意度。
已婚群体的工作满意度更易受通勤时间延长的冲击。已婚群体在中长通勤与极端通勤区间系数显著为负,且通勤时间越久负向效应越强;未婚群体虽也存在负向影响,但影响强度整体低于已婚人群。可能的原因在于,已婚群体可能面临更复杂的家庭责任,通勤时间的延长干扰了其家庭事务的正常安排,放大了该群体对工作的负面情绪,进而加深了其对工作的不满程度。
| 解释变量 | 被解释变量:工作满意度 | |||
|---|---|---|---|---|
| 男性 | 女性 | 已婚 | 未婚 | |
| 模型10 | 模型11 | 模型12 | 模型13 | |
| 通勤时间(1-10分钟) | — | — | — | — |
| 10-30分钟 | -0.3996** | -0.0198 | -0.1822 | -0.2305 |
| 30-60分钟 | -0.6444*** | -0.1027 | -0.3669** | -0.3212* |
| >60分钟 | -0.6867** | -0.5502** | -0.5781** | -0.5293* |
2.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
按照城市规模划分样本开展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7。随着通勤时间延长,小型城市通勤者对工作不满程度最为强烈,中型城市其次,但该影响效应在大型城市中不显著。以1–10分钟通勤作为参照基准,小型城市各个长通勤组别均存在显著负向作用,且负面影响随通勤时长不断加剧;中型城市长通勤同样显著降低工作满意度,但影响程度弱于小型城市;大型城市内不同通勤时长对工作满意度并未形成显著影响。
影响程度的差异性可能源于不同规模城市通勤者通勤时长的心理预期差异以及职住平衡与替代选择的差异。一方面,大型城市通勤者对长时间通勤已形成普遍预期,心理阈值较高,而小城市通勤者更期望短时通勤,过长的通勤时间导致其将不满情绪归因于工作本身。另一方面,大城市的就业集聚效应使居民为获取优质工作机会而选择长距离通勤,理性权衡下将长时间通勤视为必要成本。而在小城市,有限的就业空间与地理尺度使居民形成职住邻近的心理预期,一旦出现长时间通勤,个体易将其归因于工作机会不理想,直接降低工作满意度。
| 解释变量 | 被解释变量:工作满意度 | ||
|---|---|---|---|
| 小型城市 | 中型城市 | 大型城市 | |
| 模型14 | 模型15 | 模型16 | |
| 通勤时间(1-10分钟) | — | — | — |
| 10-30分钟 | -0.4440** | -0.2056* | -0.1079 |
| 30-60分钟 | -0.6031* | -0.4256** | -0.1972 |
| >60分钟 | -1.2312* | -0.5228* | -0.2839 |
3.区域异质性分析
以《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为依据,将被调查的12个城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进行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在东、西部地区较强,在中部地区不显著。以1–10分钟通勤作为参照基准,东部地区所有长通勤组别系数均显著为负,负面影响随通勤时长持续扩大;西部地区仅当中通勤时长超过30分钟后,才显现显著负面效应;中部地区通勤时长与工作满意度之间不存在统计层面的显著关联。
东部地区高强度竞争环境与高昂时间成本放大了通勤时间的负面效应。西部地区广阔的地理空间使居民对通勤时间有较高容忍度,但通勤时间一旦超过30分钟,居民的工作满意度显著下降。中部地区相对合理的职住平衡、较低的生活成本压力以及居民对城市发展的积极预期,缓冲了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
| 解释变量 | 被解释变量:工作满意度 | ||
|---|---|---|---|
| 东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西部地区 | |
| 模型17 | 模型18 | 模型19 | |
| 通勤时间(1-10分钟) | — | — | — |
| 10-30分钟 | -0.9363*** | 0.2020 | -0.1978 |
| 30-60分钟 | -0.9676*** | 0.2933 | -0.5275*** |
| >60分钟 | -1.2553*** | 0.0605 | -0.9261*** |
(四)中介效应分析
1.逐步回归法检验结果
身体健康数据来源于问卷“请您对您的身体健康状态打个分(满分10分)”,心理健康数据来源于问卷“请您对您的心理健康状态打个分(满分10分)”。为测算间接效应并进行Bootstrap检验,本文取通勤区间组中值,将通勤时长转化为连续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中介效应。
表9表示通勤时间通过损害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间接降低工作满意度,且心理健康的作用更强。逐步回归结果显示,仅纳入通勤时间时,其对工作满意度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0074,表明通勤时间越长,工作满意度越低。进一步检验中介变量发现,通勤时间对身体健康的系数为-0.0119,对心理健康的系数为-0.0186,两者均显著,说明通勤时间延长会显著损害通勤者的身心健康。将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后,身体健康对工作满意度的传导系数为0.2419,心理健康为0.2107,均显著为正,表明身心健康状况越好,工作满意度越高。计算间接效应可知,通过身体健康的间接效应为-0.0029,占总效应的39.1%;通过心理健康的间接效应为-0.0039,占总效应的53.2%。对比两条路径,通勤时间延长更多通过心理压力机制削弱工作满意度,身体损耗也产生一定负面效应。
| 解释变量 | 中介变量 | 被解释变量 | 直接系数 | 中介系数 | 传导系数 | 控制系数 |
|---|---|---|---|---|---|---|
| 通勤时间 | 工作满意度 | -0.0074*** | ||||
| 通勤时间 | 身体健康 | -0.0119*** | ||||
| 通勤时间 | 工作满意度 | 0.2419*** | -0.0045 | |||
| 通勤时间 | 心理健康 | -0.0186*** | ||||
| 通勤时间 | 工作满意度 | 0.2107*** | -0.0035 |
2.Bootstrap法稳健性检验
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10,身体与心理健康的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两个中介效应稳健,与逐步回归法结论一致。
| 中介变量 | 间接效应 | Bootstrap标准误 | p值 | 95%百分位数置信区间 |
|---|---|---|---|---|
| 身体健康 | -0.0029 | 0.0010 | 0.004 | [-0.0049,-0.0010] |
| 心理健康 | -0.0039 | 0.0009 | 0.004 | [-0.0058,-0.0022] |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通勤时间负向影响工作满意度。同时,通勤时间延长还会对工作满意度的各个维度产生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在男性群体和已婚群体中更为突出;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在小型城市最为强烈,中型城市次之,而在大型城市不显著;通勤时间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通勤时间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主要传导路径,且心理健康的传导作用强于身体健康。
(二)建议
大型城市应提升通勤品质,通过改善换乘效率、优化站点接驳等措施增强舒适度;中小城市应构建15分钟通勤圈,中型城市加强产业与公交衔接,小型城市以税收和住房政策引导企业就近布局,从源头缩短通勤距离。东部地区需依托大数据精准识别瓶颈人群,实施差异化治理,优化公交接驳与轨道覆盖率;西部地区应优先完善公共交通网络,培育30分钟通勤圈。同时,企业应将通勤成本纳入人力资源管理,提供通勤津贴、弹性工作制与远程办公选项,同时重视员工心理健康,设立休息区及关怀活动,疏导通勤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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