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晚清中国处于急剧变动时期，传统社会政治与文化秩序迅速瓦解，新思想、新风格与新自我认识不断形成，变化沿“向外”与“向前”两个方向展开。上海作为1843年开埠后的变化漩涡，成为19世纪后期主要变革潮流的重心，上海道台在此承担起日益复杂的角色，成为联系中央与地方、传统与近代、精英与大众、上层与下层官员的关键人物，为不同世界与价值系统提供沟通并缓和冲突。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采用区域研究法，以“联系人”角色考察上海政府的变化与调整。全书分三部分：前两章为背景介绍，分析道台衙门的结构、发展及1730至1911年80位苏松太道任职者的出身、地域、经历等特征；第一部分“官员转向世界”含三、四章，探讨道台在通商口岸从传统朝贡体系转向近代条约外交中的夷务管理；第二部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含五、六章，考察上海在近代化中的中心地位、道台的双重角色及李鸿章与上海道台互动中的中央地方博弈；第三部分“两个世界的中间人”含七、八章，讨论道台在上海地方行政、地方政治及士绅商人群体结合中的作用；第九章为结论，揭示道台体制在清末内忧外患中的职能调整，说明清政府行政体系具有一定灵活性与适应性。本书特色在于：以道台体制为切入点，聚焦官僚体制中鲜受关注的中层；在地方、省份与国家间建立联系，而非仅关注区域内在动力；提出上海道台的双重角色。

一、视角新颖，以道台体制为切入点

清政府的地方行政管理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道台位于地方行政管理的第二层，且每个省的道台数额不一，由战略、军事、财政、行政、地理等多种因素决定。道台分为两种，一种是委任承担特定职能的道台，他们通常在省城设衙门办公，被看作是省政府的一部分，其在地方的职责，包括征收及缴集税金和谷物，官盐的运送和销售，视察水坝和其他水利事务等，每个道台职责不同。另一种一般被看作地方行政官员。他们有自己的办公衙门，通常设在府城或县城，其衙门与省政府是分开的。在特定的区域内，道台有着民事和军事的权力，在许多方面他们的职责与总督和巡抚的职责相似。上海道台的具体官衔应该是苏松太道台。道台衙门在1731年从太仓移至上海以后，“上海道台”一词开始逐渐在人们的口语和书面文字中出现。

作者选题视角新颖，将上海道台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官僚体制的中层。在地域管理的四个层次中，人们对上层和底层的讨论较多。一些学者的研究注重于总督和巡抚的职位以及地区或省政府的上层结构。另一些学者把县衙门作为基本的政治机构加以详细研究。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层的行政官员远离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地方行政机关中起着较小的作用。但在作者看来，这种认识在晚清的历史中并不总是适用的。当道台驻扎在地方行政长官所在城镇，如上海道台，那么他就会比较容易地成为统治这个城市官员和人民的无可争议的首领。鸦片战争之前，上海道台的职责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民事行政。包括督察地方政务与考核下属官员。其二，维护地方治安。清代上海县驻扎有隶属江南提督本标右营的营兵，上海道台可在必要时调遣兵力，以维持地方秩序。三是兼理海关。雍正年间，苏松太道台被赋予管理江海关。至1730年，苏松太道台衙门移至上海，上海的海关关务即由上海道兼理。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道台的上述职责并未改变，但随着开埠通商，上海道台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环境，其职能也发生明显的扩展。上海道台的外交义务。1843年，上海道台全面负责地方外交事务。彼时，专门的外交机构尚未设立，地方官员也将与外国打交道视为棘手事务。就连上海开埠的具体谈判，也是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进行。租界的设立与扩展、教案的处置等事务，也主要由道台负责交涉。上海道台领导地方洋务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推行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上海道台主持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大局，还向总理衙门及通商大臣提供相关外交情报。上海的行政与海关问题变得复杂。1845年上海租界设立后，尤其是华洋杂居局面形成后，上海道台既要处理南市华界的事务，也须管理租界内的华人事务。但上海道台却未能完全掌握租界的管辖权，在许多事情上处处掣肘。在海关方面，19世纪50年代以后，海关聘用洋员担任税务司，上海又逐渐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相关事务也比以往更加繁杂。

上海道台的职责范围在因变革而激荡的年月中逐步扩大，包括外交谈判、对外贸易、海关监督、情报工作和近代化事务管理等。尽管上海道台的组织结构、地位及职务在整个官僚体制中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的职能和作用却有了很大的扩展，其行政工作的重点转变了。学术界许多人认为，清政府是僵死的、顽固不化的。作者以上海道台职能演化为例，论证了清政府在新形势下是有一定灵活性和适应能力的。道台体制内的变化说明，清政府在回应变革时，采用得更多的是调整。

二、注重多元联系的区域研究法

本书研究在方法上，有别于通常的区域研究方法，将重点放在一定地区的内在动力。而是致力于在地方、省份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多元联系。作者认为，上海道台作为一个“联系人”角色，为两个或多个分离的世界或价值系统之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如在外交上联系中央与地方，在文化上联系传统与近代、物质与精神，在社会方面联系精英人物与社会大众，在行政体制中联系上层官员与下层官员。

以上海道台在外交方面的活动和作用为例，说明他如何在传统的天朝中心观念与新的国际观念两方面发生联系。作者在第一部分中仔细研究了上海道台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能力与不同时期的特点，以1860年为界。1860年以前，中央尚未建立统一办事外交事务的机构，通商口岸的地方官，尤其是上海与广州这样城市的官员，只能依赖自己的经验与文化，处理当地的外交事务，自由度很大。书中认为，上海道台从宫慕久、咸龄、麟桂到吴健彰，在外交方面，没有近代外交意识，没有一以贯之的方针和政策，给省乃至国家带来危害性的冲击，在租界、海关等问题上尤为突出。例如，宫慕久试图阻止外国人与中国居民混住，麟桂准许法国人在中国设立租界。地方官员制定和采纳他们自己的外交实践的策略及方式，无需朝廷和上级省政府干预和指导。1861年以后，随着总理衙门与南洋通商大臣的设立，中央有了专门的外交机构。上海道台转而负有监督海关、接待外国驻沪领事、向外国人发放护照、向总理衙门和通商大臣提供外事情报、译送外国报纸等义务。

在对外态度方面，书中认为，1860年代以后的上海道台一般都是既与外国友好相处，又有文化优越感，力争对上海管辖的主权，努力维护中国的主权。丁日昌积极兴办洋务产业，力争掌握对“常胜军”的控制权；冯俊光虽聘请外国专家到江南制造局任职，却反对英国人擅自修筑吴淞铁路；刘瑞芬在电力控制权问题上也采取了与冯俊光相近的立场。该书通过考察上海道台在洋务企业中的作用及其对上海城市近代化的影响，指出他们实际上承担了近代化实践者的角色。1865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后，办理洋务成为上海道台的一项重要职责。

书中还研究了上海道台如何作为一个联系人在传统的士绅阶层与新兴的商人阶层之间发挥作用。地方士绅阶层掌握文化资源，商人阶层控制财富。上海地方官员掌握政治权力，与这两个群体均有联系。上海道台作为地方政治权力的代表，通过同士绅和商人交往，在二者之间发挥联系与协调作用。在19世纪后期，上海道台在寻求一种双重政策，在这一政策中，士绅和商人都是政府的重要著手，传统与现代性、道德与利益不再被看作对立的两端。

上海道台是一个社会联系人物这是全书的要旨。作者认为，“联系人”的概念对于研究变化的社会，即一个新旧思想并存、近代与传统的价值观共立、中西方制度混合的社会而言，是有用的观念和工具。通过研究上海道台或买办或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这类联系人物，可以认识到两种文化和两种系统相互影响时的冲突和妥协、紧张和韧性。

三、上海道台的双重角色

上海道台身处一个“联系人”的位置上，具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倾向，既是近代化方案的负责人，又要履行他们的传统义务。书中指出，19世纪后期，时任上海道台的官员皆比较开明，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对中外条约和国际法知识也有了解，其中大多数人还负责过近代企业。如冯焌光、刘瑞芬都支持技术革新，有着比较丰富的关于西方军火的知识和管理兵工厂的经验。这是上海道台具有现代倾向的一面。

然而，丁日昌之后的大多数上海道台，在任期间都曾对上海的近代化发展持消极态度。在此后的仕宦或退居生活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未再持续推动近代化事业，较少继续倡导新式工业、新式教育及其他相关事业。应宝时任职上海期间，虽长期与外国人交往，却并不热衷于引进现代工业，尤其坚决反对修筑铁路。离任后，他主要在家乡杭州从事慈善活动和地产经营，逐渐由办理洋务的专家转回地方士绅的角色。涂宗瀛任内曾支持李鸿章兴办洋务，积极承担江南制造局的管理职责。然而，离开上海道台任所后，他却将精力更多地投入传统学问的提倡，强调传统价值与道德。继任上海道台的沈秉成，也表现出与涂宗瀛相近的倾向。虽然沈秉成在任期间主持了轮船招商局的开办，但事实上，他最初对这一计划是持反对意见的。退休以后，在南京吟诗作画，沉迷于诗词、艺术，对近代化事业毫不关心。冯焌光反对修筑淞沪铁路；邵友镰强烈反对上海丝厂、棉纺厂使用西方机器；刘瑞芬反对使用火油灯和电力。当然，1885年中法战争以后的上海道台情况有所不同，许多中国官员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需要实行经济和军事地近代化。这期间地上海道台龚照缓、聂缉椝都不反对近代化，热心洋务。

上海道台因无法避免而大体上接受了对外关系的变化和军事近代化，然而其中的大部分人仍然对接受近代化的其他方面感到犹豫不决。这其中混杂着近代化思想和保守主义，也就又回归到了上海道台的双重角色。作者认为，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政治压力、价值观念都是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上海道台这一特殊身份。上海道台即作为近代化的实行者，又作为地方行政官员。这两种角色涉及到互相矛盾的不同期望，不同的期望又无法在互不冲突的情况下一起付诸实现。

道台双重角色构成了官商合一不可调和的体制性矛盾。一方面，作为中国最大通商口岸的官员，作为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城市长官，道台比别的地方官员都更真切地感受到西方武器和技术的先进性，对西方社会也有较多的了解，不得不努力从事江南制造局等新式企业的管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传统的地方官员，他们的责任是管理地方的治安、行政、教育和民生福利，这些责任与传统的文化、道德是一致的。他们更需要的是社会的稳定和安宁，而非是导致了较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混乱的工业和其他近代企业。那些引进先进机器而带来的中外交涉问题、失业问题、流民问题、社会治安问题，都只会带来更多麻烦。上海道台的既管理近代化企业、又管理近代化城市的这种双重角色，决定了他的矛盾态度。1885年以后，当近代问题已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倡导，越来越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以后，上海道台在近代化方面否定性的角色也就不复存在了。

近代中国社会变动之急剧，引发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层面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进程中，地方行政机构的职能与角色演变尤为关键。作者以1860年至1911年为时间框架，以上海道台为切入点，通过详实的史料，细致地梳理了上海道台的职能调整与权力变迁，不仅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外交上的博弈，传统与现代在文化上的冲突与妥协，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更揭示了清政府的行政体系在现代化冲击下的适应与困境。

当然，本书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比较视野的不足。本书以上海道台，聚焦于上海这个近代化的中心城市，未将上海道台与其他城市道台进行横向对比。作者在书中说道，不仅是上海道台的职能发生了转变，道台体制内的所有道台都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过多的阐述。二是上海道台在地方政治中联系士绅阶层和商人阶层的作用中，书中更多的是梳理了上海道台对两个阶层相互结合与角色转换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没有进一步考察这样的“混杂”的精英集团对上海这个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本书以扎实的史料与创新的视角，还原了这一群体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复杂角色。道台不仅是制度链条中的一环，更是多重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他们的调适与挣扎，既折射出传统官僚体系的韧性，也预示了其最终解体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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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熊月之.研究上海道台的力作──介绍《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连系人物,1843-90》[J].史林,1999(04):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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