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耶罗尼米斯·博斯的绘画借助荒诞怪异的意象与密集的符号体系，在艺术史上占特殊位置，《愚人船》为其成熟阶段的代表作品，全面展示了他一贯的创作特质，该作品凭借精妙的构图与多样的象征元素，描绘了其所处时代的一些社会现象及问题，通过艺术作品警醒及勉励人们积极向上。在艺术史这一研究范畴内，既有的成果较多留意博斯作品的图像志分析或具体符号解读，但对其画面空间结构中隐含的方位隐喻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博斯在其创作中凭借严谨且饱含深意的空间方位排布，把抽象的道德哲学转变成直观的视觉呈现样式，造就了别具一格的艺术语言体系。

一、空间方位的象征意义

就人类文化范畴而言，空间方位并非仅仅指的是物理意义上的位置，而是蕴藏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及精神内涵，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去看，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理论讲到，人类文化的象征体系一般构建在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之上，空间方位的对立跟组合正是这一结构的重要呈现样式。诸如“上与下”“左与右”“远与近”之类的空间对比情形，往往会被赋予“善与恶”“高与低”“亲与疏”等抽象层面的价值判断。

莱考夫和约翰逊于1980年所提的方位隐喻理论表明，人类认知存有“凭借空间概念理解抽象事物”的思维机制，就垂直方位这个层面而言，“上”频繁跟积极、崇高、美好等概念关联在一起，就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过程中，“向上”一词常用来描绘积极进取的精神态势；在艺术表现中，崇高或理想的境界往往被置于画面上方，既符合人类对神圣境界的憧憬，还寓意灵魂的高尚归所和长久美好。“下”则跟卑微、邪恶、堕落等意义产生关联，人们拿“堕落”“下沉”形容道德状况滑坡，负面或惩戒性的内容通常被安排在画面下方，直观地呈现出罪恶的本质及惩罚，加大了警示力度。在艺术史尤其是中世纪的绘画体系中，画家常常借助空间方位的布局来体现象征意义与道德寓意，这成为传递精神理念的重要视觉手段。处于中世纪阶段，艺术家们深受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视觉象征体系。以“左—右”方位为例，左右的方位的隐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随这时代背景、创作主题与艺术家的意图而变化。博斯处于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的尼德兰画家（活跃于约 1450-1516 年），其深受中世纪传统文化与尼德兰绘画的影响，通常以 “左” 对应 “善、理想、希望”，以 “右” 对应 “恶、现实、堕落”，这一象征逻辑在许多西方经典名作中均有体现。例如，在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壁画《最后的审判》（图1）中，左侧表现有序形象，反正右侧则以阴暗元素呈现失序状态。例如，相较于博斯稍早，却同样属于于尼德兰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扬・凡・艾克，其作品《根特祭坛画》（约 1432 年）在左右的布局中也同样体现这一逻辑。艺术家通过这种方位的区分，将抽象的伦理观念转化为具象而强烈的视觉叙事，不仅强化了画面的戏剧张力，也凸显出空间布局在组织复杂道德寓言中的结构功能。

就哲学研究领域而言，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表明，空间并非是脱离人类的客观存在，而是跟个体的生存状况休戚相关，这种关联性让空间方位被赋予象征的意义，成为人类认识自身状况、反省存在意义，以及探寻理想精神层面的重要载体，涉及绘画艺术创作这个范畴，画面里“远”的地带，大多用来表现未知、神秘的景象，或者是呈现神圣色彩的范畴。“近”处描绘的大多是大家熟知的现实生活，散发着世俗气息，画家借助远近、前后的构图布置，既可以塑造空间纵深感，还可传递主次关联与价值判定。

这些理论跟文化现象一起构建起空间方位象征意义的理论体系，耶罗尼米斯・博斯所作的寓言题材作品，将这一空间逻辑演变成道德寓言。

二、博斯寓言画中的方位隐喻分析

（一）上下方位的隐喻

在博斯作品《愚人船》（图2）的垂直式布局中，清晰的划分出 “精神悬浮” 与 “现实坠落” 的两种生存状态，形成了强烈的讽刺性反差，在垂直构图上划分了“上-中-下”三个部分，这种空间安排并非只是画面构图的简易布局，而是紧密地和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理论中“二元对立构建象征体系”的核心观点相契合，画面上方的光亮与谐调，跟画面下方的黑暗混乱形成突出反差，二者的对立统一搭建起作品象征框架的基础。

“愚人船”这个概念在中世纪晚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艺术中非常流行。它来源于德国作家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于1494年出版的同名讽刺诗《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书中将社会上的各种愚蠢、罪恶和败德行为比作一艘由愚人驾驶的船，驶向毁灭。16世纪的尼德兰正处于政治斗争的巅峰期,人民生活在动荡之中,物质与精神得不到满足。据此，尼德兰艺术发展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相较与当时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想而言，更加具有“世俗化”的特征。尼德兰画家开始是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与哲学理念中寻找新的创作主题,例如,伊拉斯谟的《愚人颂》，该文学作品主要讽刺揭露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活中各种荒唐蠢事以及反常理的现象。

从艺术创作手法这个角度去看，画面上方的颜色使用明度更高而越往下明度则越低，观者的视线被垂直的引导了，而下方画面整个被阴影笼罩着，博斯凭借强烈的明暗反差，使上方区域的光辉感得到明显凸显，进而让其与画面下方的昏暗产生极为鲜明的对比，此种视觉处理做法，进一步强化了“上”方位所体现的理想性与纯洁感，在观者心中唤起对升华与秩序的向往。

位于画面正中心的愚人船是核心要点，它就像上方画面与下方画面之间的一座桥梁，博斯受到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影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六卷中，有对于愚人船的寓言描述：“一群精神错乱的人以武力控制了一艘船，船员被认为是无用的暴徒，真正领航的船长被药物麻醉，这些人在漫无目的的航行中…”在博斯所描绘的画面里，人物有的围坐在一起饮酒，有的放声高歌，有的相互拥抱嬉戏，身体姿态大多向上舒展，例如抬手举杯、仰头欢唱，仿佛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愉悦幻境”之中。这一区域的色彩相对明快，像浅黄的衣衫、淡蓝的天空。然而，由于人物行为荒诞，比如无视船只倾斜的危险，使得“向上”的姿态失去了“崇高感”，反倒成了“逃避现实、沉溺欲望”的隐喻。他们看似“悬浮”于日常烦恼之上，实际上是主动放弃了对生存危机的感知，陷入了精神上的盲目。 博斯作品所表达的内核与《孟子·告子下》中“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一句所蕴含的哲理高度契合。

画作下方所描绘的场景则是欲望失控后的延伸与警示，博斯依靠极富冲击力的视觉符号，构建了失去秩序后的混乱空间。处于阴暗的色调里，这般“下”的位置设置方式，有力地契合了人类认知里“向下”与沉沦、失序的隐喻联系，既契合“近实远虚、上尊下卑”的视觉认知逻辑，又借助“向下”的空间位置，强化“失序与困境”之间的关联。这种处理延续了中世纪艺术中“空间方位承载价值判断”的传统，却跳出了特定教义框架，转而以普世的“生存困境”为核心，通过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符号警示观者，对欲望的无度追逐终将导致秩序崩塌，进而陷入自我消耗的困境。

（二）水平维度的隐喻

从水平方位角度去审视博斯的寓言作品，《愚人船》属于竖版的作品，在左右的布局与叙事中并不是非常的直观与突出。画面整体从左到右也是一条从起源到终结线性的叙事，博斯巧妙地借助观众的视觉习惯，于画面中暗示了一个在时间或逻辑层面的序列。在画面的左侧可以看见有一个高举罐子的人正在试图敲击他下方的人，可以解读为暴力、愚蠢、欲望开始在船上蔓延开来，船的中心是两人张着嘴盯着画面最中心的一块圆形的饼，显现出贪婪的意味。船的上方有一个拿着小刀爬到树干上想要切烤鸡的男士，这一形象在荷兰的谚语中可以找到原型典“吊起烤 鸡尽情吃喝”（een gebraden hen ergens ophangen），隐喻人类对欲望无休止的追逐与贪婪的本质。与此同时，在树上的枝叶中隐藏着一只猫头鹰的形象，它站在象征着人类智慧的树干之上，漠视着船上的人们放纵而又无比荒诞的行径。猫头鹰这一形象也蕴含着隐喻，在西方传统文化中猫头鹰的形象被视为是邪恶与黑暗的象征，它潜伏于光明之外，暗示虚假智慧，为这场荒唐的闹剧增添了一层诡秘而不祥的注脚。画面中的愚人船朝向右侧，从左至右的行驶，而船上人们的荒唐行径与这一朝向隐喻着其命运终将驶向毁灭与终结，航行方向与叙事结局形成强烈的象征呼应。

在对于左右方位的设置上博斯的许多三联画作品中有非常直观的体现。博斯受到中世纪时代背景的影响，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出其习惯将的左侧描绘出理想境界，右边部分描绘了失序领域，借助和中央人间场景的组合，架构起“从理想到现实，再到后果警示” 的完整叙事链条。左侧场景的气氛展现出宁静祥和的气息，体现出理想、希望与美好，右边的场景里全是恐怖元素，博斯把邪恶、堕落以及沉沦做了具象化的描绘。学者Erwin Panofsky认为博斯的作品仍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作品的左右布局延续了中世纪的传统架构。他认为博斯的绘画主题和象征意义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和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其作品更多地反映了对当时社会人们欲望膨胀的批判和对理想世界的渴望。从左侧的“理想境界”到右侧的“失序领域”，形成一条线性叙事。

（三）远近方位的安排及隐喻象征

博斯的寓言作品针对远近方位的处理也存在深刻的意涵，对于画面近处的场景进行细致的描绘，带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画面中船上的愚人们挤作一团，男女大张着嘴争食大饼，船员们或饮酒或不顾职责参与争抢，还有人在水里的人谄媚的递酒等。这些近处的场景隐喻着愚人们的贪婪、欲望和愚蠢，他们的种种行为揭示了当时社会中的一些人们对物质享受的极度追求以及道德的堕落，呈现出集体的麻木情形。他们被眼前的欲望蒙蔽了双眼，全然不顾船只即将遭遇的危险，这象征着人类在世俗欲望中的迷失。博斯把愚人们荒唐的行为详细呈现出来，体现世俗生活的混乱跟真实，与之构成对比的是远处的天空，它们凸显出模糊的特质，被神秘与超现实的氛围环绕，远景中的自然景观与近景的一片混乱场景形成强烈对比，这种空间上的处理暗示出“理想秩序”跟“现实无序”之间的矛盾冲突。

博斯处理比例的时候刻意把远景与近景关系模糊，画面上的愚人船占较大的面积，透视被挤压以及地平线被抬高，使得中间区域拥挤闭塞。博斯冲破传统透视法的理性逻辑，构建出视觉上的压迫感，此处理手段体现出中世纪“尘世如幻”（Vanitas）的虚无观念，意在让观者意识到尘世事物的短暂与虚幻，劝告人们莫沉溺于世俗的欲念，凭借远近的对照，画面进一步加深了空间的深度体验，还隐喻出现实世界跟理想境界、失序领域的距离，引领观者对人类生存状态及道德选择进行深刻反思。

三、结论

博斯的寓言作品借助巧妙的方位隐喻搭建起一个多维度的道德寓言体系，他把抽象的哲学改成具体的空间表达形态，凸显了深刻的艺术哲学要义。在现代社会所构成的背景下，博斯作品当中包含的隐喻依旧具有深刻的。这些作品不但表现出中世纪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格调，同样揭示出人性的复杂以及社会的阴暗面，博斯方位设置呈现出来的一条从“理想秩序”到“现实无序”线性叙事，也同样适配当代社会面临的不少挑战，这种古老寓言跟现代困境的对话，凸显了博斯艺术的跨时代意义——它不只是中世纪文化的产物，还是映照人类永恒精神困境的镜子，处于当代艺术创作期间，将时代特征跟方法论相结合，可延伸绘画艺术的表演维度，对经典艺术手法开展现代转译，既延续了博斯艺术上哲学思辨跟视觉叙事融合的传统，同时赋予当代绘画更多即时表达的机会。

参考文献：

1. [1] Levi-Strauss C. Structural Anthropology[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2. [2] Heidegger M. Being and Time[M].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27.
3. [3] (意)马可·布萨利. 博斯[M]. 王建全,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20.
4. [4] 龚钰洲. 博斯绘画的多元维度[D]. 青岛科技大学,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