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禁令通过法院命令约束特定行为，是民事权利救济的一种方式。本文讨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以《民法典》第997条为依据，其关注点是及时阻断侵害，而非最终确定赔偿责任。对于人格权而言，侵害发生后的赔偿有时难以恢复原有状态；在行为尚未实施或者仍在持续时采取措施，因而具有独立的保护价值。按照该条规定，申请人需要提出证据，说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并且不及时制止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一般性的担忧不足以支持禁令申请，已经结束且不存在继续侵害风险的行为，也不能仅凭既往损害获得此项救济。法院采取的措施应围绕停止有关行为展开，其范围须与具体风险相对应。至于禁令是否应以提起本案诉讼为前提，以及审查应适用何种程序，仍需从制度目的和程序保障两方面讨论。学理上存在“人格权禁令”“人格权行为禁令”等称谓，本文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以突出其制止违法侵害的功能。

一、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实践困境

（一）人格权禁令规则适用的考量因素不明确

人格权禁令的一项关键创新体现在其提供了预防性保护机制。权利主体不仅可就当前发生的侵权行为提出申请，亦能对潜在且迫近的侵害行为启动禁令程序。相较于尚未实际发生的侵害行为，正在进行中的侵权行为在司法认定上更为直观明确，这类行为往往已经给权利人造成了实际损害，相应的认定标准也更为清晰。而尚未发生、仅存在较大实施可能的侵害行为，由于并未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在认定上存在明显难度。目前司法实务中，针对此类行为的认定标准较为灵活，主要依靠法官结合个案情况与审判经验进行裁量。以王某香诉某房地产开发企业人格权纠纷案为例，王某香虽曾表态若房屋质量问题未获处理会持续发布相关内容，但其文中使用的相关负面措辞，本质上是消费者针对自身购房遭遇所抒发的主观感受与情绪性表达。法院据此认为，即便其后续发布类似内容，仍在合理评价范畴之内，并不存在即将实施人格权侵害的可能性。反观刘涛肖像权侵权一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行为不仅属于正在发生的侵权行为，还存在继续实施侵权的高度可能。虽然两起案件的基本事实差异显著，但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即将发生的侵害行为仍存在较大分歧，裁判标准未能统一，这一问题亟待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加以明晰。

（二）人格权禁令规则适用程序缺失

现阶段司法层面对于人格权禁令的审理流程，并未形成统一固定的操作模式。在过往若干代表性案例中，广州互联网法院依据该制度的设立本意，并参考诉讼行为保全的相关规则进行审核。王某香一案中采取的听证流程，也延续了行为保全的常见审理方式。蒋某楠相关案件里，承办法官考虑到禁令制度以快速制止侵权行为、避免人格权益遭受进一步侵害为核心功能，将案件归入非讼程序范畴，并参照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便捷程序进行处理。李元利与何大毛案件中，法院也采用相近思路，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相关的非讼程序。陶某的禁令申请案件以及周某与徐某朱某的纠纷案件，所有案件均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同样是诉讼阶段提出的禁令申请，周某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广州涉及代言争议的案件却适用诉中行为保全程序，不同法院在同类案件的程序适用上存在显著差异，程序适用混乱的情况较为普遍。

二、人格权侵害禁令程序适用规则的完善

（一）明确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条件

《民法典》第997条规定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申请主体是人格权正在遭受侵害或者有遭受侵害可能的权利主体。此时的权利主体应当按照《民法典》关于民事主体的定义范围，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因人格权具有强烈的人身附属性，所以申请主体一般由本人亲自申请，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可以由其法定代理人申请。例外情况下，如自然人为权利主体的，可能会受制于民事行为能力或者人身自由受限等其他原因，无法正常行使权利的，可参照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相关规定。《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第2款规定，在人格权主体是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提出申请，考虑到近亲属对受害人情况比较了解且方便与受害人进行沟通，一些机构负有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故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所以，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申请主体原则上为权利主体本人，例外情况下可以由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国家机关、公益机构等代为申请。

（二）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审查规则

人格权侵害禁令既涉及实体权利的保护，也涉及司法程序的安排。其实体依据是人格权请求权，程序功能则是通过法院采取措施，及时制止侵害或者阻止损害扩大。与行为保全相比，该制度更强调救济程序的独立性，不宜将提起本案诉讼作为获得保护的必备条件。围绕其程序定位，学界主要形成了诉讼程序说、非讼程序说和准诉讼程序说。本文赞同采用准诉讼程序，以兼顾保护的及时性与审查的公正性。普通诉讼侧重于全面查明事实并最终解决争议，其程序环节较多，所需时间和成本可能影响禁令的保护效果。人格权侵害禁令主要处理是否需要立即制止有关行为，并不要求同时确定全部权利义务。非讼程序较为简便，可以为快速处理申请提供参考，但禁令的作出往往直接限制被申请人的行为，双方也可能对侵害事实及措施范围存在争议。如果过度简化审查，忽视被申请人的意见，便可能造成不当限制。因此，有必要在借鉴非诉讼程序效率优势的同时，保留陈述意见、提出异议等程序保障。准诉讼程序能够为这两方面的要求提供衔接。

在具体程序安排上，法院原则上应当将申请事项告知被申请人，并给予双方说明事实和提交证据的机会。对于争议较少的案件，可以通过书面审查或者简便询问核实关键事实，无须完整沿用普通诉讼的庭审步骤。法院应在审查材料、听取意见后，结合侵害风险及措施对双方的影响作出决定。情况紧急，等待通知和听取意见可能导致损害发生或者扩大时，可以先依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采取必要措施，但不能仅因通知或者送达存在困难就省略相关程序。先行作出决定后，还应及时听取被申请人的意见，并根据补充查明的事实决定是否维持、变更或者解除禁令。

在事实审查方面，可以适当引入职权探知的方式，由法院围绕禁令是否必要主动核实关键事项。书面材料足以支持判断的，可以在完成必要审查后作出决定。重要事实尚不清楚，且有关证据确有调查必要的，法院可以在法定权限内调查收集，并要求双方予以协助。不过，法院主动调查并不意味着申请人可以免除举证责任，也不能以追求效率为由过度扩大调查范围。对于影响裁判结果的实质争议，应通过询问或者必要的听证进一步查明。通过上述安排，既能及时回应人格权保护的需要，也能为被申请人保留有效参与和寻求救济的机会。

（三）规范禁令审查要素

1.行为人的违法行为

法院在审查禁令时，首先要对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作出判断，即行为人的行为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因为禁令仅针对违法行为适用。关于行为违法性判断，本文前章已论述过，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该行为侵害的对象是具体人格权；二是该行为具有违法性。此处的违法性不以当事人过错为要件且更像是一种提示性规定，提示法院在审查违法性时需注意有无违法阻却事由。因人格权具有绝对性，任何对人格权造成威胁的行为都可以认为是侵害行为，但考虑到行为人行使权利的自由，此处的侵害行为需加以“违法性”限制条件，否则被申请人的合

法权益将受到严重损害。从立法来看，《民法典》规定违法阻却事由是认定侵权行为违法性的排除性事由，表明立法对侵权行为违法性的认定持否定立场，除非立法有特别规定，否则一般情形下，受罚的侵权行为不包括违法组却事由。违法组却事由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合法行使权利、依职权行使权利等。

2.遭受损害的紧迫性

法院审查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时，需要先判断相关行为是否违法。禁令旨在制止违法侵害，因此，不能仅凭申请人认为自身权益受到影响，就限制被申请人的行为。具体而言，应当先明确该行为涉及何종人格权，再结合行为的方式、范围及依据，判断其是否超出法律允许的界限。

这里的违法性判断，并不以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为前提。审查重点在于行为本身是否具有正当依据，以及是否存在阻却违法的事由。人格权具有绝对权的性质，其他主体负有不得非法侵害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影响或者威胁人格利益的行为都必然违法。法院还需考虑被申请人依法行使权利的空间。如果忽略这一点，仅因行为可能影响他人的人格利益便作出禁令，也可能不当地限制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法院应结合《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审查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合法行使权利以及依法履行职责等事由。这些事由可能影响对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但不能仅凭行为人提出相应主张就予以认可，还需核实其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以及行为是否超出必要限度。对于具有正当依据且未超出法律允许范围的行为，不应仅因其影响他人人格利益，就认定为禁令所要制止的违法侵害。

3.损害结果的难以弥补

侵害行为影响范围、侵害行为程度、发生频率等进行综合判断。损害是否难以弥补，需要结合事后救济的实际效果和受侵害的人格权类型加以判断。金钱赔偿能否充分填补损失，是其中一项重要依据。如果损害无法用金钱合理衡量，或者即使支付赔偿也难以恢复受损权益，便有必要考虑采取禁令措施。判断的重点不只是能否获得赔偿，还在于赔偿能否真正消除侵害带来的后果。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直接关系人身安全，受到侵害后可能产生无法逆转的后果。对于这类损害，金钱赔偿往往只能提供一定补偿，难以使权利人恢复至受侵害前的状态。不过，也不能仅凭权利类型就认定损害必然难以弥补，还应考察行为的危险程度、可能造成的伤害及恢复情况。对于程度较轻、能够恢复且不存在持续危险的伤害，应当具体说明采取禁令的必要性。既往伤情轻微，也不意味着后续侵害不会造成严重后果。

精神性人格权受到侵害时，需要区分财产利益损失与精神利益损害。未经许可将他人肖像用于商业宣传，如果造成的主要是可以确定和补偿的经济损失，通常可以通过赔偿获得救济。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商誉受到贬损时，则可能同时面临客户流失、交易机会减少及后续经营受影响等问题。如果这些后果难以准确估算，且事后赔偿不足以修复，便可能构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但损失数额较大本身并非充分理由。

对于精神利益受损的情形，侵害造成的痛苦可能持续较长时间，金钱给付也未必能够恢复权利人原有的精神状态。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的存在，并不能当然排除禁令保护的必要。不过，精神利益受到影响也不意味着必然符合禁令条件。法院仍需结合侵害的传播范围、严重程度、发生频率及影响持续时间，判断通常的事后救济是否足够。

4.禁令审查的证明标准

禁令申请的受理与是否作出禁令，属于不同层次的审查。申请人提出请求时，应提交初步材料，说明需要保护的权益、相关行为及可能发生的损害。这一阶段主要解决申请是否具备进入审查程序的基础，不能将材料符合形式要求等同于禁令条件已经成立。法院决定是否采取措施时，还需进一步核实证据能否支持申请人的主张。

人格权侵害禁令重在及时控制风险，并不以一次性解决双方全部争议为目的。若要求申请人在短时间内完成与普通诉讼相同程度的证明，可能因取证和审查耗时而错过保护时机。因此，本文认为，禁令审查不宜一概照搬普通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但禁令会直接限制被申请人的行为，也不能仅凭申请人的单方陈述或者缺乏印证的怀疑作出决定。

基于此，可以考虑适度降低禁令审查的证明要求，使现有证据足以支持对违法侵害及损害风险的初步判断。具体把握时，应结合危险的紧迫程度、证据取得的难度以及拟采取措施的影响范围进行调整。法院既要说明采信证据的理由，也要交代这些证据如何支持采取禁令的必要性，避免将标准的灵活运用变为缺乏依据的自由判断。

（四）设置禁令审查期限

人格权侵害禁令能否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院能否在损害发生或者扩大之前作出决定。如果审查时间过长，即使最终准许申请，也可能错过有效制止侵害的时机。因此，有必要根据所涉权益及风险的紧迫程度，设置较为简短的审查期限。

对于涉及生命、身体和健康的申请，延误处理可能带来严重且难以挽回的后果，应当优先审查。人身安全保护令在保护对象和及时干预的目的上，与此类禁令具有相通之处，其期限安排可以作为制度完善的参考。《反家庭暴力法》第28条规定，法院应当自受理申请后72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在24小时内作出。借鉴这一安排，有助于减少权利人在等待救济期间面临的危险，但应明确，这属于对人格权侵害禁令期限设置的建议，并非上述时限已普遍适用于所有禁令申请。

对于名誉、肖像等非物质性人格权，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往往需要结合表达语境、授权情况及传播范围进行判断。法院还需考虑禁令对被申请人行为自由的影响，涉及公共利益时，也应给予必要关注。因此，这类申请的审查既要及时，也应为核实事实和听取意见保留适当时间。本文认为，一般情形下可以借鉴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期限安排，设置与禁令性质相适应的处理时限。对于情况紧急的申请，则可考虑规定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不过，非物质性人格权受到侵害也可能需要立即干预，例如隐私信息即将公开。具体期限仍应以风险的发展速度为依据，不能仅按权利类型作机械划分。

（五）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执行模式

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执行，既要阻止即将发生的侵害，也要使已经开始的侵害停止。落实到具体措施上，被申请人可能需要停止实施某种行为，也可能需要采取删除相关内容等必要措施，防止损害继续扩大。两类义务的履行方式有所不同，执行时也应分别处理。

对于需要采取具体行动的义务，应根据行为性质确定执行方式。能够由他人替代完成的事项，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以名誉权纠纷中的赔礼道歉责任为例，义务人拒不履行时，法院可以依法通过公告或者公布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所需费用由义务人承担。不过，赔礼道歉属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与禁令所要求的停止侵害并不完全相同，不能据此认定所有禁令义务都能由法院代为履行。

相比之下，要求被申请人持续停止某种行为，往往更难落实。侵害行为可能在短暂停止后再次发生，因而不能以一次执行结束作为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的依据。如果缺少持续的信息反馈和及时处置机制，法院便难以及时发现违反禁令的情况。对于校园暴力等可能反复发生、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仅依靠事后的训诫、罚款或者拘留，也难以充分保障禁令有效期内的安全。

因此，可以借鉴反家庭暴力工作中的协作经验，在法院主导执行的基础上，明确其他主体参与协助的条件和职责。公安机关、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掌握的信息和具备的处置能力各不相同，宜根据具体案件安排协助事项。涉及现实人身危险的，由公安机关在职责范围内及时处置。涉及网络传播的，由相关平台依据法律规定和具体执行要求采取删除、屏蔽等措施。基层组织则可以在具有相应依据和条件的情况下，协助了解履行情况，并向法院反馈再次侵害的线索。

多方协作还需要顺畅的信息传递。法院应及时向有关协助主体送达禁令及具体协助事项，明确反馈渠道，使发现违反禁令的情况后能够及时处理。针对网络侵权，可以探索法院与网信部门之间的快速协查机制，减少核实和处置侵权内容所需的时间。同时，信息共享应限于执行所必需的范围，避免在协助保护的过程中再次泄露权利人的隐私。

（六）确立复议救济规则

《民法典》确立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但未对被申请人如何寻求救济作出具体安排。围绕这一问题，学界提出了复议与再审等不同主张。考虑到禁令主要用于及时制止侵害，其救济程序也应便于启动和迅速处理。本文认为，采用复议方式更符合这一制度的需要。

复议可以围绕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对禁令的事实依据、适用条件及限制范围进行审查，程序安排也较为灵活。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由法官独任审查，根据争议情况采用书面审查、询问或者听证等方式，并设置较短的处理期限。为避免救济程序削弱禁令的保护作用，复议期间原则上不停止执行。同时，人身安全保护令已经设置复议救济，相关经验可以为人格权侵害禁令提供参考，使功能相近的保护措施在救济方式上保持协调。

相比之下，再审的申请和启动受到较严格的条件限制，进入再审后还可能需要较长的审理时间，并增加当事人的程序负担。人格权侵害禁令着重应对现实危险，并不以最终解决全部实体争议为目的。如果主要通过再审纠正错误，可能难以及时回应被申请人解除或者调整限制的需要。因此，以复议作为主要救济途径，更有利于兼顾保护的连续性与纠错的及时性。

不过，程序简便并不意味着可以减少必要的权利保障。被申请人应当能够了解禁令的内容及其依据，并有机会陈述意见、提交证据和提出异议。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未经事先询问便作出禁令的，后续复议更应充分听取其意见，避免快速处理造成的不利影响持续存在。

三、结语

人格权侵害禁令为权利人提供了及时阻止侵害的救济途径，既可以在损害发生前介入，也可以在侵害持续期间防止后果扩大。网络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使部分人格权损害难以仅靠事后赔偿得到充分补救。禁令与侵权责任制度相互配合，有助于将风险预防、侵害制止和损害救济衔接起来。《民法典》第997条为禁令提供了实体法依据，但具体适用仍需要相应的程序规则予以支持。程序衔接不够明确，容易使法院在选择审查方式和确定适用条件时产生疑虑，也可能造成禁令与行为保全等制度混用。因此，完善禁令制度，明确其法律性质和功能，厘清其与相关救济措施的关系，再据此细化申请、审查和执行规则，将及时保护与程序保障一并纳入制度设计，才能在有效制止侵害的同时，避免对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当限制。

参考文献：

1. [1] 王泽鉴.人格权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 [2] 王利明.人格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3. [3] 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
4. [4] 王利明，程啸.中国民法典释评：人格权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5. [5] 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6. [6] 杨良宜，杨大明.禁令[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
7. [7] 张卫平著.《民事诉讼法》（第 6 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3.
8. [8] 周翠.中外民事临时救济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9. [9] 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M].北京，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10. [10] 张民安.法国人格权法（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11. [11] 五十岚清.人格权法[M].北京，（日）铃木贤、葛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2. [12] 张卫平.对民事诉讼法学贫困化的思索[J].清华法学,2014,8(02):5-34.
13. [13] 梁迎修.权利冲突的司法化解[J].法学研究,2014(02):61-72.
14. [14] 孙彩虹.我国诉前禁令制度：问题与展开[J].河北法学，2014,32(08):114-124.
15. [15] 占善刚.证据保全程序参照适用保全程序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1条第3款检讨[J].法商研究,2015(06):121-127.
16. [16] 潘剑锋.论建构民事程序权利救济机制的基本原则[J].中国法学,2015(02):29-42.
17. [17] 李晓枫,郭萍.评析《民事诉讼法》中行为保全制度的立法突破与不足[J].法律适用,2015(06):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