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发布<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的公告》，目的是进一步规范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明确“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统一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以下简称《人损分级》），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与此同时2018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第1号公告将《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事故分级》）移出部门规章目录。基于此，2017年后我国理应统一适用《人损分级》开展伤残等级鉴定。

然而在医疗损害领域，标准统一的愿景并未完全实现。2018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医学会和司法鉴定机构均可接受委托从事医疗损害鉴定。由此形成了两条鉴定路径：司法鉴定机构原则上适用《人损分级》进行伤残等级评定，医学会则依据《事故分级》进行医疗技术事故技术鉴定。实践中，部分司法鉴定机构亦参照适用《事故分级》，因两种标准在对同一损害的等级划分上有较大不同，导致同一损害结果在两种标准下产生截然不同的伤残等级结论。

本文以生殖器官损伤为观察切入点，重点研究未成年在同一损害下因适用鉴定标准不同而导致“同伤不同评”的现象。未成年人属于身心尚未发育完备的特殊弱势群体，生殖器官尚处在生长发育进程，这类不可逆的损伤一旦发生将对其生理健康、心理成长等均会产生持续性的负面影响。同样是一侧睾丸缺失，适用《人损分级》可能评定为七级伤残，适用《事故分级》则评定为三级丁等（对应九级伤残），赔偿系数直接相差20个百分点。通过对相关数据以及案例的考察，揭示当前医疗损害评残领域的“二元化”正急需进一步予以规范。

1. 两套标准并用下的裁判乱象

（一）裁判样本的统计梳理

笔者在阅读相关文献过程中观察到有学者对2020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相关文书进行统计，其最终采纳了全国范围内的57篇基层法律文书，发现高达89.47%的法院直接根据鉴定意见采纳了《事故分级》。这一数据反映了在2017年《人损分级》施行初期，司法实践对旧标准存在巨大的适用惯性。

在本文中，笔者为更清晰体现“同伤不同评”的司法实践现象，将视野聚焦至“未成年人一侧睾丸缺失”这一《人损分级》有明确保护条款的具体损害类型。样本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以“睾丸缺失”“伤残等级”“未成年人”为关键词展开精确检索，初步获得相关文书47篇，经人工对“非未成年”“非医疗损害”“未标明伤残等级”以及“鉴定机构非2017年1月1日后开展鉴定”为排除标准进行筛选后，最终纳入有效样本15篇。

适用标准类型	样本数量	地区分布	伤残等级结论	占比
适用《人损分级》或（未明确）	13	广西、四川、广东、江西、内蒙古、河南等	均为七级伤残	86.7%
适用《事故分级》	2	江苏（2026，二审）、上海（2014，一审）	十级/九级	13.3%

与前述学者统计的医疗损害综合样本中“旧标准占多数”略有不同，本文的15篇有效样本中，有13篇适用《人损分级》评定为七级伤残，占比达86.7%，案件来源覆盖多个省份，仅有江苏和上海各有一例适用《事故分级》评残。该组数据反映，尽管多数地区司法实践已普遍采用《人损分级》作为鉴定标准，但仍有少数沿用旧标准，导致同一损害后果在不同地区、不同鉴定标准之下，出现“同伤不同评”的客观现象。同时有学者在论文中指出“司法机构适用《事故分级》以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三地区尤为突出，地域差异较显著”，这也与笔者查阅的相关资料得以印证。

（二）典型案例的综合对比分析

上述数据的分裂并非偶然，这15份样本中“13个用新标准”与“2个用旧标准”的微观撕裂，正是宏观的“二元化”格局在特定损害类型中的真实投影。笔者阅读大量裁判文书后，综合了四份具有代表性的未成年人医疗损害生效裁判文书，可以直观观察司法实践在评残选择上的认知分歧。

1.鉴定结论不同案例对比分析

如在马进龙诉滨海县人民医院案（（2019）苏09民终3071号）中，患者因医疗过错造成右侧睾丸切除，鉴定机构依据《事故分级》得出九级伤残的结论，当事人不服一审法院判决，自行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依据《人损分级》评定为七级伤残，二审法院认可该司法鉴定形式上的真实性，却以“《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适用于人身损害致残程度等级鉴定，医疗损害鉴定案件应当适用《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为由，否认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与案件的关联性。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陈某1诉新疆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第二人民医院案（（2017）新0109民初3103号），在本案中，同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鉴定意见，医学会依据《事故分级》评定为三级丁等（对应九级伤残），司法鉴定机构依据《人损分级》评定为七级伤残，最终法院以“本案案由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而医疗事故处理所依据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行政法规，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理由采纳了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

上述两份案例的裁判面对几乎一致的证据冲突，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核心分歧并不在于对事实的认定，而在于对两份鉴定制度功能边界的理解。

2.时间效力确认与适用

陈某1诉广东省博罗县人民医院案（（2017）粤1322民初2334号）提供了参考的样本，患者系未成年人，因医疗过错导致右侧睾丸被切除。司法鉴定机构于2017年5月23日（《人损分级》施行仅5个月）依据《人损分级》评定为七级伤残。医院抗辩称损害发生于2016年12月，伤残评定应适用事故发生时的旧标准，即应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国家标准GB18667—2002）评定为十级，对于依据《人损分级》评定为七级的结果属于适用标准错误。法院明确指出“伤残评定是适用评定作出时的最新标准，并非事发时的标准，因此，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是2017年5月23日，采用2017年1月1日起执行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不存在适用标准错误。”该判决证明新标准已被司法鉴定机构积极适用并有法院明确认可。

3.鉴定标准二元困境的持续

在《人损分级》施行7年后的2024年，二元化的困境依然存在。在郁某诉上海市某某医院案（（2024）沪0106民初10570号）中，未成年患者因医疗过错导致左侧睾丸被切除。医院在庭审中仍坚持要求适用《事故分级》对应的九级伤残标准来计算赔偿。在面对医院试图将标准拉回旧规的诉求，法院明确指出：“本案系侵权纠纷，鉴定机构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认定原告损害后果，并无不当，被告仅表示不认可伤残等级所依据的规范，但就其异议未提供相应证据和依据，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

（三）二元化标准下的损害赔偿

通过上述对裁判样本的统计梳理以及对四份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机构针对同一损害对于两套标准的适用上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认知分歧，该种分歧之下也会得出不同的损害赔偿数额。以江苏地区未成年人单侧睾丸损失的损害后果为例，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5.7.5）第六项之规定，该损伤评定为七级伤残，赔偿指数40%；若使用《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则依据“三级丁等医疗事故”项下之规定，评定为九级伤残，赔偿指数仅为20%。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十二条，未满六十周岁受害人（含未成年人）的残疾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伤残赔偿系数×二十年计算，且江苏地区已实行人身损害赔偿城乡统一标准、不再区分城乡户口。据此，若在叠加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二者的实际赔付差距将更为悬殊。

由此可见，在当前“二元化”鉴定标准下，评残的适用标准不同将直接触及受害者最根本的利益，不仅如此，也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的司法不公现象，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以及公信力。

2. 二元困境的成因剖析

（一）相关规范的错位

2002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令第351号公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处理条例》），于同年9月1日起施行。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法〔2003〕20号通知，确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可以参照《处理条例》，但该通知已于2013年被法释〔2013〕7号司法解释以与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相冲突的理由正式废止。通知废止之后，《处理条例》依旧是卫生行政机关处置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但不再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民事侵权案件的裁判参照依据。不仅如此，在2017年1月1日《人损分级》施行后，国家卫生计生委2018年第一号公告将《事故分级》移出部门规章的目录，不再按照部门规章予以管理，仅可在医疗事故行政认定场景下作为规范性文件参考适用，这意味《事故分级》的效力降格。同时，民事司法解释也存在规则的留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把“患者损伤残疾程度”列为可以委托鉴定的事项，但并未明确民事诉讼中伤残评定应当适用哪一项标准。这就导致了如上述“马进龙案”和“陈某1诉新疆乌鲁木齐医院案”中，在面对同一种损害结果的情形下，出现依据两种标准而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鉴定结果。

（二）明显的地域性差异

根据上文调查有效的15样本中仅有江苏、上海两地仍在适用《事故分级》，这也与其他学者调查以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三地区尤为突出的数据相呼应。例如2010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江苏省卫生厅近日联合制定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卫生厅关于医疗损害鉴定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该意见中明确“医疗损害行为致人伤残的，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评定伤残等级”这也为江苏地区民事案件适用该标准提供了地方层面的规则来源。尽管2017年10月23日江苏省高院、卫计委、司法厅联合发布《江苏省医疗损害鉴定管理办法》，但其并未明确适用标准。且同年10月3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委托医疗损害鉴定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苏高法电〔2017〕728号），在最后明确适用伤残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的适用范围前，医疗损害鉴定案件涉及伤残等级评定的，仍参照适用《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

（三）行政评价与民事侵权边界模糊

2018年施行的《条例》正式在立法层面确立医学会、社会司法鉴定机构均可以开展医疗损害鉴定的双轨模式，意味医疗损害鉴定在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形下既可以共同选择医学会，也可以共同选择司法鉴定机构。但二者在人员构成、运行机制、评价导向方面都存在显著区别：医学会鉴定由临床医学专家组成专家组，实行合议制，脱胎于传统医疗事故鉴定，主要适用《事故分级》；而社会司法鉴定机构由法医主导，实行鉴定个人负责制，主要适用《人损分级》，更适合民事侵权。这点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2025年4月发布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有什么不同等2则》中有回答：“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对诊疗活动中医疗事故的行政调查处理的一个环节，目的是调查处理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因违反相关规定而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责任；而医疗损害鉴定更多属于民事范畴，通过鉴定意见活动，为医疗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等提供事实依据。”同时在上文提到的“陈某1诉新疆乌鲁木齐医院案”中也有对相关内容的回应。

然而在实践当中，医学会同时承载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鉴定业务；一类是面向行政监管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适用《事故分级》；另一类是面向民事赔偿的医疗损害鉴定，应当适用民事伤残评定标准。即便当事人协商一致委托医学会开展民事医疗损害鉴定，若未在委托书中明确适用标准，医学会仍有可能沿用《事故分级》，直接将行政事故等级转化为民事伤残等级，最终导致适用标准的二元化。

3. 完善统一化医疗损害伤残评定标准的建议

综合前文的成因剖析，对二元化困境的破解不能再寄希望于单一的手段，而应当从多方面进行修改推进，以消弭两套伤残评定标准并行适用引发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最终实现医疗损害伤残评定标准的实质统一。

（一）出台司法解释明确适用的边界

评残标准分化的源头在于司法解释规则的留白，因此可以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性案例，对民事诉讼中伤残评定标准的使用规则予以明确。具体而言：民事诉讼中评定伤残等级，应当明确对所有面向民事赔偿的医疗损害伤残鉴定，统一适用《人损分级》；行政机关在出具医疗损害等级结论时，可以参照《事故分级》，但仅可作为行政处理依据，不能直接等同于民事伤残等级。通过司法解释的顶层设计，从根源上限定两份标准各自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空间。

（二）梳理地方司法规范划定规则适用边界

在国家已经确立《人损分级》作为人身损害通用标准的评残前提下，仍有部分省份出台相关的内部文件，这是部分地区继续沿用《事故分级》作为评残标准的直接诱因。因此为消除评残标准带来的地域性差异，以促使辖区内审判机关以及鉴定机构统一评残标准的适用依据，应建立全国性统一鉴定标准。笔者建议各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最高法司法精神为准则，对过往出台的会议纪要、内部办案通知等展开专项清理梳理，以最终减少因地域规则差异而带来的“同伤不同评”。

（三）区分两类鉴定业务对程序边界予以规范

医疗事故鉴定与民事医疗损害鉴定两类业务的制度目的以及适用标准不同，实践中医学会对两项业务的承接也是鉴定标准混用的重要诱因。2026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张伟滨在提案中指出，医学会鉴定与法医司法鉴定并行的“双轨制”模式“常因标准不一、侧重点不同而导致鉴定结论大相径庭，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因此在实践中，笔者建议人民法院在出具鉴定委托书时可以对鉴定用途以及所需的适用标准予以在委托书中载明，无论是医学会还是司法鉴定机构，在受理面向民事赔偿的鉴定委托时，不得将医疗事故等级直接换算成民事伤残等级，从委托源头上统一适用标准，提高司法公信力。

四、结语

司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当同一损害后果因鉴定标准不同被评定为不同的伤残等级时，所带来的不仅是“同伤不同评”的结果，更是因评定结果不同而将导致的“同案不同判”的司法不公，直接关系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因此推动医疗损害评定标准从“二元并行”走向“统一适用”，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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