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空间绝非中立的物理容器，而是权力关系的物质化呈现。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指出，建筑的空间安排——如监狱的环形结构与教室的固定座位，本身就是一种隐秘的规训机制。这一视角为文学分析提供了新的路径：在《藻海无边》中，殖民阁楼的铁栅禁锢着安托瓦内特；在《金锁记》里，深宅大院的重重院落困住了曹七巧。这些空间不再是情节的背景，而是权力作用于女性身体的直接媒介。尽管两部小说分别植根于殖民语境与传统宗法制度，但它们共同揭示出女性在压迫性空间中的生存困境。现有研究往往孤立地分析这两部作品，或侧重种族殖民，或强调性别压迫，缺乏在统一理论框架下对空间与权力合谋机制的跨文化比较。因此，本研究借助福柯的理论，将殖民阁楼与传统宅院并置探讨，旨在揭示空间如何参与女性身体的规训与抵抗，从而拓展福柯学说的理论边界，并为跨文化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两种文化中的空间规训机制如何通过建筑结构与日常实践实现“缺席监视”？知识话语（如殖民医学与封建礼教）如何与权力共谋，将女性主体建构为“病态”？以及两位女主角截然不同的反抗策略——从安托瓦内特的纵火到曹七巧的权力内化——其文化根源何在？通过这些问题的探讨，本研究试图在理论层面推动福柯理论在东方语境中的批评实践，在文本层面则通过细读揭示禁锢空间作为权力载体的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

一、文献综述

（一）福柯空间理论的跨学科研究

福柯本人强调，空间不仅是地理容器，更是“权力的眼睛”，通过“中心—边缘”结构与监视机制实现对个体的规训（Foucault，1977）。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全景敞视主义”，将空间解构为权力运作的微观机制，强调建筑布局对身体的隐形规训；其“生物权力”理论进一步揭示知识话语（如医学、伦理学）对身体的系统性控制（Foucault，1977）。在文学研究中，吉尔伯特与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首次将阁楼解读为男性霸权对女性的“全景式禁闭”，开创了女性主义空间批评的先河（Gilbert & Gubar，2000）。中国学者刘禾在他的著作中运用该理论分析中国封建空间的伦理规训，剖析传统宅院如何通过空间区隔维系伦理秩序（刘禾，2014）。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文化语境，缺乏对殖民与封建制度下空间权力的对比性理论建构。

（二）《藻海无边》的空间权力研究

后殖民批评揭示了《藻海无边》中阁楼的多重隐喻：斯皮瓦克认为安托瓦内特的沉默是“属下不能说话”的殖民症候，其被禁闭的阁楼象征着殖民权力对克里奥尔女性的双重排斥（Spivak，1988）；霍米・巴巴提出“混杂空间”理论，指出阁楼作为文化交汇地带，折射出克里奥尔人在殖民体系中的身份撕裂（Bhabha，1994）。空间批评视角下，陈榕分析牙买加丛林与英国阁楼的对立，认为前者是抵抗性“第三空间”，但未深入福柯式规训机制对主体的塑造作用（陈榕，2012）。

（三）《金锁记》的空间与身体研究

张爱玲笔下的封建公馆多被视为“礼教牢笼”。邵迎建（1996）虽提出“欲望剧场”概念，却未借福柯理论剖析空间对身体的规训机制；曾青梅（2010）注意到男权制下曹七巧的异化，但未能深入体系性压迫如空间与经济维度；赵稀方（2009）从后殖民角度切入而未进行跨文化空间对比；咸立强（2024）对缠足的分析仍固于礼教批判而缺乏理论整合。

现有研究存在三方面局限：福柯理论运用零散，未充分整合空间监控、知识建构与权力运作的关联；对反抗行为理解简单，未置于权力博弈动态中考察，缺乏如“逃逸”等概念介入；缺乏跨文化视角，未能系统比较殖民与传统语境中空间压制机制的异同。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以福柯理论为框架，通过“建筑结构—知识话语—抵抗策略”三维分析，在两部作品的文化对比中揭示空间权力的共性与差异，以期拓展理论视域与研究路径。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构建的“空间-权力-知识”三元模型，为解析文学中的禁闭空间提供了批判性工具。这一理论框架的核心在于：空间并非中性的地理容器，而是权力运作的物质载体与知识生产的场域。在跨文化语境下，需将“全景敞视主义”与“生物权力”理论与具体历史语境结合，形成适应性分析路径。

（一）空间的可见性机制：从殖民阁楼到封建公馆

《藻海无边》中，罗切斯特对安托瓦内特的囚禁呈现典型的“全景敞视”特征：阁楼的隔离设计、光线调节构成监视体系，而日记书写则将这种控制转化为认知建构，用“热带精神异常”的标签来正当化殖民统治。类似地，《金锁记》中的深宅大院通过严格的区域划分——正房、厢房、内室的三级结构，将传统伦理规范转化为具体的空间秩序。巴巴的“文化混杂”理论在此显现价值：殖民地建筑的混杂特质与传统宅院的纯粹性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不同权力体系对空间的差异化运用。

（二）知识生产与身体规训的共谋

在两部作品中，医学论述与传统道德构成了平行的控制机制。前者女主的服饰被赋予种族编码（欧洲白纱与克里奥尔传统服饰的冲突），其“疯癫”被归因于“热带气候”，呼应萨义德所言的“东方主义”知识建构（Said, 1994）；后者则通过缠足和鸦片实现双重控制——既限制身体自由，又制造精神依赖。斯皮瓦克关于边缘群体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补充：两位女主角的失语与扭曲表达，都揭示了被压迫者在权力网络中的生存困境。

（三）研究方法：文本细读与文化语境的双重锚定

文本深度解析：着重分析具有象征意义的环境细节：《藻海无边》中的门锁系统、观察孔的功能，以及《金锁记》里烟榻的特殊意义——当女主在榻上回忆往事时，这个空间成为欲望与金钱权力的交汇点。这种分析需要结合福柯关于微观权力的论述，将建筑格局视为权力运作的隐性文本。

历史文化语境考察：比较加勒比殖民史与中国传统伦理的差异。牙买加的种植园经济造就了克里奥尔人的特殊处境，使其遭受双重歧视；而民国时期的家族制度则让深宅大院成为传统伦理的实践场所。引入法农的种族理论，可以完善福柯学说在非西方语境中的应用。

（四）理论延伸与方法创新

本研究的创新在于：通过跨文化比较，拓展了福柯理论的应用范围，使其从现代机构空间延伸到前现代/殖民时期的特殊环境。在方法上，突破了单一文本局限，建立起不同反抗模式之间的对话——从激烈的空间突破到隐性的权力内化，从而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和文化洞察的新视角。

三、权力构型：禁闭空间中的规训、异化与抵抗

在福柯的理论光谱中，空间绝非中性的容器，而是权力运作得以具体化、微观化的关键场域。将目光投向《藻海无边》中囚禁安托瓦内特的阴冷阁楼与《金锁记》里禁锢曹七巧的森严姜公馆，映入眼帘的并非仅仅是砖石瓦砾围成的物理界限，更是一套精密运作的“权力构型”——一套通过特定空间布局、知识话语和日常实践，持续不断地对其中女性身体进行规训、导致其主体性异化，并最终激发出特定抵抗形式的动态系统。本章即深入剖析这一构型在两部杰作中的具体展现。

（一）禁闭空间的规训结构与权力隐喻

1.建筑结构的监视机制

《藻海无边》的殖民阁楼堪称福柯“全景敞视主义”的文学镜像。安托瓦内特被囚禁的阁楼装有铁栏窗户与可调节的百叶窗，罗切斯特通过控制光线制造明暗交替的视觉陷阱——当百叶窗闭合时，阁楼陷入幽闭黑暗，强化囚徒的无助感；而开启时，阳光直射又将安托瓦内特的一举一动暴露在监视者视野中。更具压迫性的是罗切斯特的日记书写，他在《藻海无边》中多次记录对安托瓦内特的观察：“她蜷缩在墙角的样子像受惊的动物，眼神里有种不属于文明人的野性”，这种文字暴力将女性身体转化为可供解剖的标本，实现“缺席的监视”——即便罗切斯特不在场，日记构建的权力凝视仍持续规训着安托瓦内特的精神。

相比之下，《金锁记》的姜公馆则通过空间层级实现礼教规训。公馆以中轴线为权力轴心，长辈居住的正房位于中心位置，曹七巧的偏室被安置在庭院最边缘，形成“正房-厢房-偏室”的等级链条。这种布局暗合儒家“内外有别”的伦理秩序：七巧每日向长辈请安需穿过三重庭院，每道门的门槛都是权力边界的物质象征。绣房作为女性专属空间更显封闭，小说描写其“窗纸糊得密不透风，阳光只能透过窗棂筛进几缕，空气里永远飘着脂粉与霉味”，这种物理隔绝将女性身体限定在“女红”等规训性活动中，连七巧女儿长安回忆“小时候总觉得绣房的门像纸糊的棺材盖，进去了就难再出来”。“绣房”作为女性专属领域，其“功能”被严格限定：它是贞洁的象征，是女红的场所，更是移动的牢笼。女性在公馆内的行动轨迹被严格编码——“晨昏定省”需循规蹈矩地沿主道行走，平日则被无形的礼教之绳束缚在绣房、厢房等“内闱”之地。这种空间层级绝非自然形成，而是对“男外女内”“深闺幽闭”等封建伦理的精确空间化实践（刘禾，2014）。当曹七巧那双被缠足布紧紧束缚的小脚，蹒跚地踏过庭院间繁复的砖缝时，每一步都是空间对身体无声而残酷的规训仪式。

2.空间符号的文化隐喻

安托瓦内特被迫脱下的克里奥尔的鲜艳衣裙，被强行换上的英国式“白纱”蕾丝衬裙和束腰，是殖民权力进行种族规训的显性符号。这“白”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一种强制性的身份标识，试图掩盖其克里奥尔的“混血”特质，将其纳入“文明”（即白人）的规范。蕾丝需要繁复的浆洗熨烫，将其束缚在家务牢笼；束腰则通过物理性的压迫限制呼吸与活动，象征着对“异质”身体的改造与驯化（Bhabha, 1994）。罗切斯特那句“这身打扮才像个文明人”，赤裸裸地揭示了服饰作为殖民权力工具的实质。

姜公馆中，“烟榻”是另一个充满悖论的空间符号。它本应是私密的休憩之所，却成为曹七巧权力运作的中心舞台。斜倚烟榻，吞吐云雾，她在这里发号施令，窥探隐私，折磨儿媳。烟榻成为其被压抑欲望（情欲、权力欲）的扭曲出口，也是她实施控制的工具——通过控制鸦片供应量来操纵儿媳芝寿的服从度（咸立强，2024）。烟榻在《金锁记》中反复出现：“七巧斜倚在烟榻上，翡翠镯子在腕间滑来滑去，烟枪里的火光明明灭灭映着她的脸”，鸦片的迷幻特性与黄金的冰冷质感形成诡异共生——七巧通过吸食鸦片暂时逃离礼教压抑，却又在抚摸黄金时强化对物质权力的执念。她临终前“把金镯子一只只捋下来，又一只只套回去”的动作，将身体与黄金的绑定推向极致：封建女性被物化为“会喘气的首饰盒”，烟榻则成为欲望异化的祭坛。

（二）知识—权力对身体的规训实践

福柯的“生物权力”理论深刻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与知识的结盟，将个体生命纳入管理范畴。在禁闭空间内，这种结盟表现为对女性身体的系统化规训。

1.殖民医学话语与封建道德知识的同构性

《藻海无边》中，殖民医学将安托瓦内特的反抗病理化为“热带疯癫”。罗切斯特请来的医生诊断：“加勒比气候导致克里奥尔人神经系统脆弱，她的躁动是热带病的典型症状”，这种话语将种族压迫导致的精神创伤转化为生理疾病，通过“科学权威”合理化囚禁行为。更具讽刺的是，医生开具的镇静剂反而加剧安托瓦内特的精神分裂，使她在药物作用下出现“看见火焰从地板下冒出来”的幻觉，而这些症状又被记录为“疯癫加剧”的证据，形成规训的闭环。19世纪欧洲医学文献中充斥着关于“热带”易导致白人（尤其是女性）精神失常的带有偏见的科学论述（Showalter, 1987），将殖民地的环境和他者身体病理化，从而为殖民统治（包括对“疯癫者”的禁闭）提供“客观”依据（Said, 1994）。安托瓦内特的“疯癫”标签，成为掩盖殖民暴力、剥夺其话语权的有效工具。

封建道德知识对曹七巧的规训体现在缠足习俗的暴力实践中。张爱玲在《金锁记》中细致描写七巧的脚：“十趾蜷曲如虾，脚背隆起像座小山，走一步就疼得抽冷气”，这种身体改造并非单纯的审美选择，而是“三从四德”的物质化——缠足使女性行动不便，自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符合“妇德”对女性空间的限制。（咸立强，2024）。当七巧儿子长白嫌弃她的脚“难看”时，她愤怒反驳“你娘这双脚，是为你们姜家缠的”，这句控诉揭示缠足本质是传统性别秩序对女性身体的征用，通过摧毁肉体完整性实现精神驯服。

2.日常实践中的身体政治

如前所述（4.1.2），服饰的更换是殖民权力作用于安托瓦内特身体最直接的日常实践。这不仅仅是审美的改变，而是对其文化身份、身体习惯的强制性改造。罗切斯特禁止她穿戴克里奥尔传统的彩色头巾与刺绣裙，强迫她换上“浆得发硬的英国式衬裙”，这种服饰暴力在小说中有具象描写：“他亲手扯下我的头巾，头发散了一地，他说‘现在你看起来像个体面的英国女人了’，可镜子里的人我完全不认识”。服饰作为身体延伸的符号，其更换实质是对殖民主体的强制塑造，当安托瓦内特撕碎英国裙装时，撕毁的不仅是布料，更是殖民者强加的身份枷锁。

曹七巧与鸦片的关系，更清晰地展现了知识-权力对身体控制的复杂性。《金锁记》中烟榻场景贯穿她的中年生活：“她斜躺在烟榻上，烟枪在手里转来转去，眼神半睁半闭，嘴里念叨着‘黄金是好东西，比男人可靠’”。她最初吸食鸦片是为了缓解缠足带来的生理剧痛（这是封建礼教加诸其身的直接伤害）。然而，在封建家族的结构中，鸦片逐渐异化。它从镇痛剂变成了精神麻醉剂，让她得以短暂逃避现实的苦闷和情欲的压抑。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了她在这个压抑空间中获取有限权力的工具——在鸦片烟雾制造的模糊地带，她得以操控信息、实施对儿媳的控制（如前文所述）。鸦片成瘾既是权力压迫（封建制度导致其痛苦）的结果，也成为了她在该结构内部进行某种扭曲的“生存”和“抵抗”（尽管是病态的）的手段，体现了身体在权力网络中的复杂位置。

（三）抵抗策略的跨文化差异与共性

即使在高墙铁栏之内，权力的构型也并非铁板一块。福柯强调，权力关系必然蕴含着抵抗的可能。安托瓦内特与曹七巧，这两位被囚禁的女性，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在自身主体性被极度异化的边缘，迸发出令人心悸的抵抗火花。

1.空间爆破与权力内化的双重逻辑

安托瓦内特的“纵火”，是德勒兹哲学意义上最激烈的“逃逸线”（尤金·W.霍兰德 & 周兮吟，2018）。她点燃的火焰，目标是桑菲尔德庄园——这个囚禁她的阁楼所在的建筑，更是整个殖民秩序在英国本土的象征堡垒。在《藻海无边》结尾，她“抱着煤油灯走进罗切斯特的书房，火舌舔舐着窗帘时，她听见自己在笑”，这场大火具有三重反抗意义：烧毁阁楼的铁栏打破物理囚禁，焚烧罗切斯特的日记销毁“疯癫档案”，火焰的光芒则颠覆了殖民者制造的“黑暗野蛮” 意象。但这种反抗伴随彻底的自我毁灭——安托瓦内特在火中呼喊“我不是伯莎！”，既否定罗切斯特赋予的名字，也在主体性确立的瞬间走向消亡，成为殖民暴力的祭品。

曹七巧的反抗则深陷于斯皮瓦克所警示的“属下困境”（Spivak, 1988）。她无法直接挑战庞大的封建男权结构。她的反抗，表现为一种令人窒息的“权力内化”：她将自身遭受的压迫逻辑，扭曲地施加到更弱者（儿媳芝寿、女儿长安）身上。强迫民国时代的长安缠足（尽管此俗已废），是对历史车轮的倒行逆施，更是对自身创伤的强迫性重复；在芝寿新婚之夜放置染血的月经带，是对封建贞洁观最恶毒的嘲讽和最残酷的践踏；用黄金引诱儿子长白揭露儿媳的隐私，是在亲情关系中植入冰冷的货币权力和窥探控制。小说中最惊悚的场景是七巧隔着窗纸偷听儿子儿媳同房，第二天当着全家数落儿媳 “浪得很 ”，这种对隐私的侵犯复刻了她曾遭受的监视，只是她从被规训者变成了规训者。这些行为极端病态，却也是她在这个牢笼中争夺仅存的话语权和主体性的绝望尝试。她通过重构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微型压迫体系（婆权），扭曲地模仿了压迫她的男权/夫权结构，这是一种可悲的“属下反噬”。当她斜倚烟榻，冷笑着对子女说：“姜家上下哪个不是势利眼？”（张爱玲，2009），那弥漫的鸦片烟雾中，饱含着她对“母慈子孝”这一封建核心伦理神话的尖锐解构，尽管这解构本身也充满了毒素。

2.疯癫叙事与病态控制的抵抗本质

值得深思的是，两位女性的“疯癫”状态本身，在特定的权力构型下，也蕴含着抵抗的潜能。

安托瓦内特的疯癫叙事是对《简・爱》他者形象的颠覆。《藻海无边》通过前史补叙，揭示“疯女人伯莎”的标签背后是殖民压迫的创伤——当罗切斯特称她“疯癫”时，她反驳“是你把我关在这里，是你让我变成这样！”，这种自辩打破《简・爱》中疯女人的失语状态。她幻想中反复出现的“红色蚂蚁”意象，实则是对种植园奴隶制的创伤记忆（蚂蚁啃食黑奴尸体的场景）。安托瓦内特在阁楼中与镜中自我对话的场景，超越了简单的精神失常描写。这可以解读为霍米·巴巴“模拟”（mimicry）策略的极致表现（Bhabha, 1994）。她夸张地扮演着殖民者强加给她的“疯癫克里奥尔女人”刻板印象，以一种近乎戏谑的姿态嘲弄着罗切斯特的预期和殖民者对他者的想象。她的“疯言疯语”中，可能隐藏着被压抑的真相和未被倾听的控诉。疯癫话语因此成为承载被压抑历史的容器，在理性叙事之外开辟反抗空间。

曹七巧的病态控制隐含对封建伦理的象征性反叛。她故意在祭祖仪式上打翻供品，说“祖宗要是嫌我晦气，就别吃我的供”；在家族聚会上“当众解开衣襟抓痒，吓得女眷们直皱眉”；在中秋夜宴上当众羞辱芝寿，张爱玲的描写极具穿透力：“七巧的声音像刀子划在玻璃上，满屋子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张爱玲，1943）。这刺耳的“失态”，这精心营造的家族和谐图景上的暴力划痕，正是福柯所言的“疯癫作为理性监狱中逃逸的哨音”的生动体现。她以自身的“失控”，撕裂了封建大家庭表面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了其内在的压抑、虚伪与残酷。她的“病态控制”，虽然毁灭了他人，也最终毁灭了自己，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个吞噬她的系统发出的、一种同归于尽式的控诉。

四、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表明，《藻海无边》的殖民建筑与《金锁记》的传统宅院虽植根不同文化，却都展现了空间作为权力载体的本质。阁楼的隔离设计与公馆的等级布局，都通过特定结构实现对个体的无形控制。医学诊断将反抗行为病理化，道德规范将正常欲望妖魔化，二者共同完成了对女性主体的异化。

本研究的突破在于：首先，整合福柯理论框架，完整呈现空间如何通过物质与话语实施双重规训；其次，创新诠释两种反抗模式——空间突破与权力内化；最后，通过文化比较凸显权力运作的差异：殖民体系依赖“科学”论述，传统社会依托伦理规范。 这些发现对理解现代社会的隐形控制具有启示意义。后续可从两个方向推进：关注边缘文本，探索多重压迫下的复杂控制形态；引入数字技术，量化分析空间元素，建立权力运作的可视化模型。

参考文献：

1. [1] Anne S, Stephen S. How to Read Foucault’s Discipline and Punish[M]. London：Pluto Press, 2015.
2. [2] Ashcroft B, Griffiths G, Tiffin H.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M]. Abing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07.
3. [3] C. R M.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4. [4] Frantz Fanon, Constance Farringt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M]. New York：Grove Press, 1994.
5. [5] Gilbert, Sandra M.,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6] Judith B.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 Abing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11.
7. [7] K. H B.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Abing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12.
8. [8]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1991.
9. [9] Rhys, Jean. Wide Sargasso Sea[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10. [10]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M]. London: Vintage, 1994.
11. [11] Showalter, Elaine. 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M]. New York: Virago, 1987.
12. [12] Spivak, Gayatri 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M]. Londo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Macmillan, 1988.
13. [13] 陈顺馨. 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4. [14]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 第3版[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5. [15] 刘禾. 国家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M]. 北京：三联书店，2014.
16. [16] 牛培，李林斌. 空间视阈下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
17. [17]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8. [18] 张爱玲. 金锁记 [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19. [19] 张雪峰. 加勒比文学简·爱塑形研究[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20. [20] 杨乃乔. 比较文学概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1. [21] 尤金·W.霍兰德，周兮吟. 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22. [22] 陈榕. 《藻海无边》的空间政治 [J]. 外国文学，2012（03）：102–109.
23. [23] 段峰. 身份、创伤和困境意识：《金锁记》译写再探[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5）：93-100.
24. [24] 纪忠璇，符爱萍. 权力与话语视域下的张爱玲小说探究——张爱玲小说中“失语者”的建构[J].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3，40（02）：94-98.
25. [25] 邵迎建. 重读张爱玲《金锁记》[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03）：236-252.
26. [26] 咸立强. 从脚谈起：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怨女》的身体书写[J]. 中国文学研究，2024（04）：131-141.
27. [27] 游晟，朱健平. 美国文学场中张爱玲《金锁记》的自我改写[J]. 中国翻译，2011，32（03）：45-50.
28. [28] 赵稀方. 后殖民文学[J]. 社会科学，2009（06）：157-166+191-192.
29. [29] 陈晓青.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恶母”形象研究[D]. 温州大学，2020.
30. [30] 高若华. 替罪羊理论视域下《藻海无边》中安托瓦内特形象的嬗变研究[D]. 吉林大学，2024.
31. [31] 王琪. 焦虑、对抗和救赎：《藻海无边》的后殖民主义解读[D]. 北京邮电大学，2019.
32. [32] 杨轶. 《金锁记》自译的后殖民主义视角[D]. 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
33. [33] 高佳. 自我发现历程——《藻海无边》与《野草在歌唱》中的身份危机[D]. 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34. [34] 徐微微. 从福柯的疯癫理论角度解读《藻海无边》中被“建构”的疯女人[D]. 西安外国语大学，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