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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农”问题到乡村全面振兴
From the "Three Rural Issues" to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引言
当前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与挑战接踵而至。为了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并以其为总抓手全面推动中国发展。其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其发展进程与现代化成色深刻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 而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大国,农耕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庞大的农业生产规模奠定了其农业发展的深厚根基。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不仅是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压舱石”,更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而今,中国“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明确其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这一系统性的政策表述,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三农”工作实践中经验累积的集中体现。鉴于此,本报告将围绕这一表述,梳理其历史演进、现实条件与未来影响,对关键政策文献的追溯与解读,先纵向梳理政策形成的各个阶段,继而剖析其实施的现实条件,最后评估其对未来的战略影响。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深刻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三农”政策演进的内在规律。
1 从“三农”问题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演进
2018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并且全面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该战略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农”政策迭代升级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该战略的发展有以下四个阶段。此划分借鉴了肖卫学者提出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的演进模式, [4]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划分为了四个前后衔接的阶段。
1.1 改革破局与“三农”问题凸显(1978—2002)
1978年安徽省的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拉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该制度的核心就是包干到户,通过“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原则,让农民真正意识到劳动是为己的。这也解决了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推动农民成为祖国建设的生力军。在生产力上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和电气化建设,再借鉴西方国家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而在乡村建设上这时期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为乡村建设注入了更强的活力。但经济增长的表象之下掩藏着改革前期积攒的深层矛盾,农民的收入增长乏力、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不仅引发学术界的反思,更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江泽民同志就曾在农村座谈会上强调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至1995年,中央已明确要求“全党要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标志着“三农”问题在国家战略层面已经形成了全新共识,为以后政策重心从向农村索取转向给予典当了政治基础。
1.2 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2003—2012)
早期,国家向农户或集体,针对粮食、经济作物等农业收入征收农业税,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地基不稳。面对该问题,党中央经过长期的政策制定与实践考察,在2006年正式取消了农业税,彻底终结了延续千年的皇粮国税,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里程碑。农村问题上,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后,各地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涌现出浙江安吉“中国美丽乡村”等鲜活样本。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断提速,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村公路建设,在教育、医保、自治等方面对口实施政策。这一阶段,按照“三化”同步的要求,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对农民实施农业上的财政补贴,农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逐步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1.3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2013—2020)
由于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向乡村汲取资源,对于乡村社会的介入减弱了,但因为输送资源,国家又加强了对资源利用的监管。这其实就是国家对资源的一种精准分配,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以满足不同农户对于资源的需求。当资源被分配到乡村社会的时候,就需要依靠其内部对资源进行再分配,但这是在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进行的,也就相应地具有精准性的底色。截至2013年初,我国近一亿的贫困人口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十八洞村考察时就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这就成为了脱贫攻坚的核心方法论,使得脱贫攻坚完成了从宏观战略到精准施策的转变。然而,农村发展滞后依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乡村振兴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紧接着在党的十九大上正式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要求。从精准分配到融合发展的演变,无不体现出脱贫攻坚战略升级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智慧。
1.4 系统深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新语境(2021—至今)
经过党中央的精确部署,党员干部的悉心帮扶,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2020年11月,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此之后,我国又立即展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将“三农”工作作为总抓手,赋予了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更高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部署,将其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为确保政策的进一步落地施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十五五”规划中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了具体部署。规划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意味着乡村振兴战略进入了追求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纵观历史,中国的“三农”问题经历了从解决温饱到促进发展,再到追求全面现代化的深刻转变,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厚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遵循。
2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条件
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其推进既需要坚实的发展支撑,也受限于诸多客观现实条件。
2.1 经济与物质条件
在各类制约条件之中,最为核心的便是经济物质条件。其中,在稳定增长的财政投入驱动下,农村道路、水利、电力、通信、居住环境等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截至2025年,全国农村公路新改建71.6万公里。乡镇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9.5%。地方上,大庆市围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全面贯彻落实“千万工程”经验,在乡村治理与建设上多方发力,累计投入资金15.8亿元。物质板块上,民以食为天,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人均占有量超过500公斤,产能基础坚实。然而,乡村全面振兴工程涵盖的领域广,财政投入面临县域统筹不够有力、项目碎片化以及金融投资不足等问题。而且乡村人口快速空心化,众多年轻人进城务工,前期投资在乡村的部分基础设施面临闲置。这些内在矛盾不断积压,限制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2.2 制度与治理条件
好的制度会提升战略实施的效能,反之。党中央通过五年规划以及相关政策文件的颁布进行顶层设计,村支书等地方党员干部再具体落实相应举措。这样成熟的“中央—地方”的政策执行体系大大增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性。与此同时,为破除土地对农民的发展束缚,我国持续推进土地改革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例如: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成效、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成效、征地制度改革的成效等等,激活了土地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流动效能。但现实总是与挑战并存。土地管理制度的多重目标难以协调,耕地保护政策约束与市场化改革需求在实践中难以同时满足。在治理层面,发生多起挪用群众资金管理使用,这种治理漏洞已然阻碍了乡村振兴工作的进行。更不用提具体项目中的应付考核、数据掺水等等形式主义了。
2.3 社会与主体条件
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四五”收官,我国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收入持续增长。在经济状况得以改善后,国家又进一步将扶贫转而扶志。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必先扶志。”95后青年经营着自己的网红馒头工坊,吸引了10余位青年返乡创业,实现馒头月销30万个,助力村集体增收40万元;90后青年王赟在上垟乡创业,依托强村公司对接麦歌服装业务,带动村民月均增收2000元,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青年回村创业并非一片盛景,人口结构老龄化、空心化依然是乡村振兴的结构性难题。如何让更多的农民从受益者变成参与者,不仅青年,更是核心挑战。
2.4 技术与生态条件
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的赋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中数字技术的作用更加彰显。到2025年底,全国行政村5G通达率超过90%,农业生产信息化率提升,农产品网络零售额持续增长。近几年,直播电商的兴起更是打通了农产品销售渠道,不少农产品,例如柑橘、腊肉、枸杞等食材经过电商推荐,销售量暴增。不仅如此,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等都进一步弥补了乡村生活的不足,江西的云上赣农、山西的余农综改等等管理平台的成功实践表明,依靠数智化手段,乡村治理实现了数据治理的升级。在大批电商企业进驻乡村之后,由于小农经济模式的生产量跟不上,村民的数字技术使用能力有限,出现对接难的问题。同时一些企业对当地乡村的生态环境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这种生态成本与发展红利的矛盾也进一步制约了乡村的全面振兴工作。
总的来说,现实条件是一把双刃剑,强大的基础保障了战略的启动,助力了乡村振兴工作的腾飞,但现实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要注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激发内生活力,不可不遵循客观规律办事。
3 未来图景:乡村振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这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关系。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线任务,其成效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成色,对城乡融合、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等等都有重要影响。
3.1 城乡融合层面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城乡融合是必然要求。从理论上看,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守正创新。早期,人类社会不存在城乡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交换的出现导致了城乡的分离。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差距逐渐缩小,城乡对立也将消失,实现城乡融合。而从实践上来看,城乡融合发展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并且开发乡村的多重价值,打通国内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正是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有效手段。其中,县城是城乡融合的关键载体。要发挥好此作用,就要加强对县域经济产业布局的统筹规划,通过优惠政策倾斜保障县城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这样,城乡关系的转变将有效增强国内的大循环动力,农业上缩小与非农业生产率的差距,收入上缩小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投资上吸引更多企业进驻乡村。
3.2 经济发展层面
乡村的全面振兴对经济的影响应是首当其冲的。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挖掘消费潜力。据统计,按村级单位占比,我国农村村级单位占比约97%,是扩大内需最广阔的空间所在,激活农村消费、投资等,可为国内大循环提供持续动力。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农民的收入与消费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旅行、绿色食品、智能家电的巨大缺口以及物流设施等的完善,将加速释放农民的消费需求。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出新业态,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例如将生态价值转化为乡村旅游业,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变。浙江的安吉村曾经开矿卖石,山体破损,环境恶劣,而后该地关闭矿山、修复生态,转型发展农家乐,村民也从卖石头变为卖风景,旅游收入大幅增加。从乡村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仅推进了乡村振兴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夯实了国内循环的动力基础。
3.3 国家治理层面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行也是检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具。同时,乡村治理也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强调自治、法治、德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这三治旨在实现乡村的善治。整合各类管理资源,构建集党务、村务、财务服务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提升村级事务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另外,近几年通过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将乡村社会重塑为了共同体秩序。例如在经济组织中建立基层党组织并强化党建引领,将产业发展的人才吸纳进村“两委”中,并赋予其服务性、治理性身份,在产业发展制度安排中加入乡村治理的内容,发挥产业振兴对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而且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稳定的社会预期。一方面能够健全社会保障兜住民生底线,另一方面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有利于吸纳人才,为乡村的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总之,乡村振兴是通过补齐农业农村短板来助力现代化,从发展、治理、融合三个方面入手,使中国式现代化大厦行稳致远。
4 结论与展望
本报告系统考察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演进、实践基础和长远影响。它不仅回应了不同发展时期的结构性矛盾,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担负着推动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使命。
纵观乡村振兴战略的形成路径,并非一蹴而就,回应了不同时期的结构性矛盾。其历史演进体现了从问题产生到方案出现的政策逻辑,改革开放后的四个阶段层层递进,相互衔接,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奠定基础,最终在新发展格局的引领下,分散的政策被升华为国家战略。而任何一个战略也必定要受制于现实条件。例如,在发展水平整体提升的背景下,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仍然是主要问题。在基层执行政策的期间,难保不会有“面子工程”发生。这些都说明了乡村振兴的实践是在多重条件交织的复杂场景中进行的。在乡村这逆行战略的未来影响中,看到它不仅推动城乡融合,还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而且为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发展,这些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国家实现城乡融合,打破二元对立,贡献了中国智慧。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战略是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国家战略。未来,在乡村振兴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具体领域的案例比较,尤其关注政策在“最后一公里”的演变,而且可以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结合社会学、地理学等等方法,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综合效益,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从而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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