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詹姆斯·费伦把叙事本身看作一种有目的的动态修辞行为。申丹认为：“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关注叙事策略与读者阐释体验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对读者阅读体验的关注与否，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区别于经典叙事学的主要特征所在。在《作为修辞的叙事》中，费伦论述了他的叙事修辞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叙事进程。“叙事进程是指一个在建立其自身前进运动逻辑的方式，而且在这一运动会邀请读者做出不同的反应”。叙事进程是通过两种方式展开的：通过不稳定性，即人物与其环境之间或之内的不稳定关系，并通过张力，即叙述者与读者或作者与读者之间在知识、价值、判断、见解或信仰上的分歧。也就是说，通过文本内在的矛盾冲突和读者之间知识、价值观等的分歧来决定小说的文本走向。托尼·莫里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蓝的眼睛》叙述了一个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祈求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但最终变得疯癫的故事。小说中佩科拉对蓝眼睛的病态渴望，揭示了白人主导的审美标准对黑人群体的心灵摧残与自我异化。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最蓝的眼睛》的研究多聚焦于叙述视角、女性主义、创伤理论、象征意象等传统维度，而鲜少有学者从詹姆斯·费伦叙事进程的角度分析该小说。传统的主题和人物分析之外，小说的叙事形式本身如何参与并强化了其主题表达？它如何“运作”以如此深刻地影响读者？鉴于此，本文尝试运用詹姆斯·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中的叙事进程，从“不稳定性”、“张力”以及两者的交织进程来分析《最蓝的眼睛》，揭示莫里森是如何引导读者进行多维度的叙事判断的。

一、核心不稳定性——佩科拉扭曲的愿望

费伦认为，通过文本内的不稳定性来推动叙事的走向，属于文本动力的范畴。“不稳定因素”指故事内部人物之间的冲突以及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这种不稳定性存在于故事层面，是叙事进程赖以建立的基础。在托尼·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文本的叙事动力来源于一个令人心碎的核心不稳定性，即佩科拉对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的执念与现实的丑陋形成的巨大差异。“蓝色的眼睛”代表了佩科拉对于白人审美即文化的追求。佩科拉的这一愿望贯穿了全文，它如同一颗悲伤的种子，穿透了佩科拉脆弱的自我，蔓延至她支离破碎的家庭，最终在冷漠的社区结出苦果。这一不稳定性具有强大的叙事力和悲剧性。

首先，佩科拉的愿望是一种人物内部的不稳定。在一个将白皮肤、金发碧眼奉为唯一美学的世界里，肤色和种族等成为种族主义具象化标准：“在种族群体中，以肤色的明暗来分配人的价值”。佩科拉的黑皮肤、棕色眼睛成为了其遭受歧视的原罪。她喜欢喝牛奶，不是因为牛奶营养美味，而是因为杯子上有白人女孩秀兰·邓波儿的头像。只要里面装了牛奶，头像就会显现出来。她渴望拥有一双像秀兰·邓波儿那样的蓝眼睛。她也虔诚地相信只要有一双她那样的蓝色眼睛，她所遭受的一切苦难——父母的忽视、同学的嘲笑等——都会消失。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执念是一种对自我身份的否定与逃离。在整个故事的进程中，这一内在不稳定性不断加剧，最终导致了悲剧的结果。

其次，佩科拉与其家庭的矛盾属于人物与人物的不稳定。佩科拉的家庭是导致其产生并固化那一扭曲愿望的直接温床。布里德洛夫一家是一个由创伤和恨意组成的封闭系统，全然丧失了一个家庭作为避风港的功能。佩科拉的母亲宝琳受到电影、白人雇主家庭、不幸的婚姻等各方面的影响，对白人的文化及审美趋之若鹜。这也导致了她对她的黑人女儿长期的忽视与厌恶。比如佩科拉在宝琳工作的白人家里不小心打翻了一盘馅饼，馅饼里面的滚烫的蓝莓酱溅到了佩科拉的腿上。佩科拉大声尖叫起来，而作为她的母亲，宝琳的第一反应却是打骂佩科拉。她说：“蠢货……我的地板，乱成这样……看你都干了什么……滚出去……现在就滚！”而面对被吓哭的白人小女孩，宝琳却是温柔以待。家庭的失责，极大地加速了核心不稳定性的恶化进程。

最终，碾碎佩科拉的最后一道壁垒是冷漠的社区，属于人物与环境的不稳定性。社区被视为佩科拉悲剧的共谋者。学校的同学们会集体嘲笑和孤立佩科拉，同为黑人的社区邻居们也会远离她。“白人至上主义与黑人低劣性观念相辅相成。长期以来黑人被视为是愚昧、落后、暴力的象征”。 因此，佩科拉所在的社区通过共同指认一个比自身更“低劣”和“丑陋”的他者，即佩科拉，来转移自身所承受的创伤，以此来维持那一点脆弱的优越感。作为叙述者的克劳迪娅，最终代表社区承认：“我们所有人——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助长了这桩谋杀”。 这句话标志着隐含作者与社区价值观的彻底决裂和明确的道德审判。这里的叙述距离是遥远的、谴责性的。隐含作者借此指出，悲剧的根源不仅是白人世界，也包括黑人社区对内部压迫性标准的默许和践行。

莫里森通过编织这三层不稳定性，引导读者经历了一个从困惑、同情到震惊、最终陷入沉重伦理反思的动态阅读体验。叙事进程的终点——佩科拉的疯癫——并非意外，而是所有不稳定性发展的必然结局。其巨大的悲剧力量和修辞效果正源于此：读者一步步目睹了白人文化如何植入以一个孩子为代表的黑人群体的内心，又如何被家庭和社区“培育”壮大，最终对其彻底摧毁。

二、多重叙事张力——操控读者的认知与情感

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它讲述了一个悲剧，更在于它如何让读者体验并参与了这个悲剧。费伦提出: “研究叙事进程就是关注作者在叙事中如何制造、维持、发展、解决读者的兴趣”。 读者对叙事任何成分的反应和阐释, 包括技巧、人物、行动、主题、伦 理、情感等,都必须依赖于叙事进程。叙事的动力不仅来自情节的不稳定性，更来自作者通过文本现象在读者心中激发的各种张力，即读者与叙述者、人物或隐含作者之间在知识、价值、情感上的差距，是一种存在于话语层面上的修辞力量。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通过构建多重叙事张力，精密地引导读者的认知、情感与伦理判断。

在这部小说中，叙述者克劳迪亚有两种视角——成年和童年，两种不同视角的切换，形成了知情与无知的张力。比如小说开篇，克劳迪娅便以成年人的口吻宣告：“自从那时起，再没有金盏花生长。”这句话建立了一种张力，叙述者知道结尾发生了什么，但读者却一无所知，这迫使读者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整个叙事进程中，克劳迪娅的双重视角持续地操控着读者的认知与情感。童年时期的克劳迪亚不明白为什么佩科拉总是耷拉着头，不明白为什么身边的人都喜欢白种人。童年克劳迪亚的视角，代表了读者最初的道德直觉。通过她的眼睛，读者被拉近与佩科拉的距离，感受到了一种孩子式的怜悯和不平。叙述者引导读者站在佩科拉一边。而成年克劳迪娅提供了佩科拉悲剧的历史背景。她试图解释佩科拉悲剧的根源，比如宝琳和乔利的遭遇。这种双重视角迫使读者在不断切换的立场中进行判断：我们既感到愤怒，又被引导去理性地思考罪恶的原因。我们同时被置于小说的内部和外部，这种张力使我们无法简单地将悲剧归咎于某个单一角色，从而更深地卷入叙事的伦理困境。

此外，小说中宝琳与乔利的自我辩护，是最具有张力的部分。费伦指出具体的叙事文本或清晰或暗暗地建立自己的伦理标准以便引导读者做出特定的伦理判断。 叙事中的伦理判断不仅包括我们对人物和人物行为的判断，而且也包括我们对叙述伦理的判断，尤其是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伦理。 莫里森通过采用“自由间接引语”的手法，让读者得以了解宝琳和乔利的身世背景，这也极大的拉近了读者和他们的距离，从而产生了新的伦理判断。宝琳是一个跛脚的女人，她不幸的婚姻、周围人的嘲笑以及电影白人美好的生活，都让她更向往白人的世界。乔利也是白人精神殖民下的受害者。乔利从小缺少父母的爱，在年少被白人羞辱，寻找生父时反遭嘲笑，这些经历造成了乔利的心理创伤。这些辩护的情节，形成了极大的伦理判断张力。读者被迫同时进行两种反应：一是同情宝琳和乔利的遭遇；二是谴责他们对佩科拉施加的暴行。这种“同情”和“谴责”之间的巨大鸿沟，构成了巨大的阅读张力。读者无法简单地把他们定义为“恶魔”，也无法为他们的行为开脱。这种张力让读者意识到，施害者本身也是受害者，罪恶形成了一种循环。

莫里森建构的多重叙事张力，操纵着叙述者、隐含作者、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叙述距离。这部小说的叙事进程，成功的将读者动力转化为了伦理动力，让读者不得不去反复地思考，我们是否在有意或无意间默许了那种摧毁佩科拉的审美标准？我们是否也曾遭受其它文化的殖民？

三、进程的交织与伦理判断

詹姆斯·费伦的叙事进程理论指出，叙事的前进动力源于文本内部的不稳定性与叙事张力的引入、复杂化和最终解决。在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这两种动力并非平行叙述，而是紧密交织、相互强化。它们共同驱动叙事驶向一个已知的悲剧终点，而其最终的“解决”方式并非传统的闭环，而是一种爆炸性的揭示，产生了震撼人心且发人深省的修辞效果，迫使读者承担起沉重的伦理反思责任。

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与她丑陋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小说的核心不稳定性。这一不稳定又激发了读者心中的一系列张力：既对佩科拉的愿望感到困惑，又感到同情。这种最初的张力吸引着读者读下去，寻求解释。随着叙事的展开，小说的这一核心不稳定性滋生出了次级不稳定性:家庭和社区的不稳定性。而这些故事层面的冲突又为话语层面的张力提供了燃料。比如，当乔利伤害佩科拉时，故事的不稳定性爆发到顶点。莫里森却插入了他童年的遭遇。米克·巴尔在讨论叙事视角的修辞效果时指出“任何呈现的‘视觉’可以具有强烈的操纵作用因而难以与感情相分离不仅难以与属于聚焦者和人物的感情，也难以与属于读者的感情相分离”。 因而，这一叙述策略创造了巨大的伦理张力：读者在理解他的创伤成因，但在情感和伦理上绝对无法原谅他的罪行。这种无法调和的判断，让读者深陷于痛苦的矛盾之中。由此可见，不稳定性是张力的源泉，张力则是不稳定性在读者心理上的投射和放大器。每一次不稳定性的加剧，都会引发更强烈、更复杂的张力；而读者在张力中的挣扎，又反过来让他们更深刻、更痛苦地体验到不稳定性的毁灭性力量。二者在这种动态交织中，将叙事推向不可避免的结局。

传统的叙事进程往往会导向某种形式的和平衡。然而，在《最蓝的眼睛》中，进程的终点却是走向了毁灭——佩科拉的疯癫。“具体的叙事文本清晰或暗暗地建立自己的伦理标准，以便引导读者作出特定的伦理判断”。佩科拉通过构建虚幻的自我获得了蓝色的眼睛，貌似小说的核心不稳定性得到了“解决”。但这种解决是建立在佩科拉疯癫的基础上的，是一种自我毁灭似的解决。对于读者而言，小说中叙事进程所累积的张力，在结尾处转化为了一种的伦理张力。克劳迪亚总结性地反思了佩科拉的悲剧：“当土地决意展开杀戮时，我们默许了……”这句话第一人称全知视角将读者也拉进了叙事之中。让读者不禁思考，“我是否也曾参与过这种默许？”叙事张力的“解决”没有给读者带来释放，反而让读者陷入了沉默。

通过不稳定性与张力交织地叙事进程，莫里森成功地将读者从旁观者变为了伦理共谋者。读者认识到，真正导致佩科拉悲剧的，是白人的审美文化霸权。同时，读者也被迫进行最终的伦理判断，但这个判断的对象不仅仅是书中的人物，更是指向了自身和自身所处的社会：“我们是否也曾以某种方式认可或默许了那种单一的美的标准？我们是否也曾对身边的“佩科拉”视而不见？”

四、结论

通过对《最蓝的眼睛》中叙事进程的修辞性分析，本文论证了莫里森如何操控不稳定性与张力的动态交织，从而引导读者参与进这一故事，最终在伦理层面内化这一悲剧。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吞噬了她的自我主体性，更揭示了其家庭与社区所深陷的文化病态。同时莫里森通过构建克劳迪亚的双重叙述视角、人物的辩白等，制造了多重叙述张力，成功地将读者从旁观者变成了伦理判断者。莫里森通过这一叙述进程，证明了最有力的社会批判并非直白的指控，而是通过叙述形式本身，让读者在深入阅读的过程中完成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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