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强调“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这为新时代建构文化主体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本质是对中华文化开展自觉认知、主动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实践过程,遵循“文化自觉奠基—文化自信赋能—文化自强实践”内在逻辑,完成从认知觉醒到主体巩固、实力彰显的层级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精神内核。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逻辑起点: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新时代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起点。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这种“自知之明”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文化主体行为,是对文明进步和发展的追求。中华文化视域下的“自知之明”,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从“自发萌芽”到“自觉建构”转变的核心动力。实现这一转变就是要在中华文化的历史连续性中追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渊源,要在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质中界定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身份标识,要在文化发展的理论中引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发展方向,从三方面共同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筑牢起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支撑。
(一)从历史连续性中筑牢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认知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赋予新的内涵,并随着文化的传承不断发展,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之中,从根源看,中华文化主体性根植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沃土。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地域文化,通过生产方式、精神符号与区域文化整合形成华夏文明,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基础。进入封建社会,中华文化以稳定的制度体系为支撑,借经济交往的纽带和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力,不断巩固发展其主体性。封建专制统治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发展提供了统一、稳定的制度保障。夏朝确立了华夏文明统一的宗教观与政治观,西周确立了文化内核与认同框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成为文化主体性形成的制度核心。秦朝开创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实行的“书同文、车同轨”打破文化壁垒,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统一的政治框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统一的社会思想,其“仁政”“大一统”思想贯穿此后两千多年。明清时期,在外来文化冲击下中华文化面临主体性危机与转型。天朝上国的认知崩塌,西方思想猛烈冲击了儒家的伦理体系,“全盘西化”“文化复古”思想使得中华文化主体性面临“身份迷失”,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中体西用”“托古改制”等方法,试图在坚守自身文化与吸收西方文化之间寻找平衡,挽救中华文化。历经华夏文明奠基、秦汉大一统的确立再到唐宋的交融演进,中华文明根脉绵延不绝。即便明清遭遇外来文化冲击,先进知识分子尝试在坚守本民族文化根基与借鉴外来思想之间寻找出路。这种坚守根本又主动调适的历史实践,正是文化自觉的生动体现,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由早期模糊萌芽走向自觉建构,为新时代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奠定深厚历史根基。
(二)从文明特质中明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身份标识
“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是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根基、价值源泉与精神底气。通过对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的自觉认知,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界定了“为何独特”的身份边界,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的鲜明品格,构成了解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认知路径和知识图谱。一是以延续为根基,使历史传承具有活态基因。延续性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性身份标识,集中体现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生生不息的民族连续性、静水流深的文化连续性和亘古至今的国家连续性上。二是以创新为动力,具有与时俱进的发展潜能。“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中华民族始终坚持“苟日新,日日新”的态度,赋予中华文化主体性守正创新的身份特质。三是以统一为内核,具有多元一体的凝聚特质。儒家“大一统”思想倡导的“家国天下”情怀是凝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石。从先秦之前的华夷之辨到后来的华夷一统,从古代的九州共贯到当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始终坚守“多元一体”的本质属性。四是以包容为维度,具有开放兼容的身份气度。中华文明具有开放而不失本的特质,从古代少数民族的内迁,到中原汉族向边疆地区的移民戍边,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不断迁徙流动、逐渐融合。包容性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注入海纳百川的气度。五是以和平为底色,具有平等对话的交往姿态。“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从内涵看,中华文明的和谐呈现一体多面的形态,个人身心层面主张“中和”、社会层面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国家层面主张“为万事开太平”。从处理和谐的关系看,中华民族始终主张和而不同,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共同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勾勒出中华文化有传承、能创新、善凝聚、肯包容、尚和平的独特轮廓。
(三)从理论继承中引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这一论断阐明了文化自觉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实现当代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向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迷茫,民族文化的地位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华文化主体性也陷入了迷失的困境。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文化自觉破解近代文化主体性危机,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校准文化发展方向,推动主体性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认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殖民文化与封建文化的双重危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对文化主体性的重构。毛泽东提出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要求发展“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面向大众的文化,校准了文化主体,明确了文化的阶级属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使得中华文化主体性摆脱了近代以来的依附困境,重新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面临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以文化自觉推动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塑造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和提升,以其服务于新社会所需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这一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摆脱了传统封建文化的桎梏,推动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由传统形态向社会主义形态的初步转型,也拓展了中华文化的包容范围。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打破封闭僵化观念,提出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进步成果,提出“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东西。进入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面临民族复兴和文明互鉴的双重使命,习近平总书记以“两个结合”的文化自觉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重要论述,推动文化自觉向文化自信的跃升。在“两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第二个结合”,要用高度自信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凝练和理论升华。同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中华文化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坚决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展现独特价值。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意蕴: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意蕴,是在自觉认知基础上对文化价值的深度认同与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这一论述清晰地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厚度、革命文化精神的精神硬度和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温度,三者共同构成文化自信的三维支撑,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从自觉认知向自信认同迈进。
(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传承与创新中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数千年未断的传承脉络,为文化自信提供最深厚的历史底蕴。使中华文化主体性拥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文化自信的支撑力量,关键就在于守正创新,使其既扎根于历史厚土、汲取养分,又契合时代、焕发新生。首先要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为文化自信筑牢价值根基。一是要继承天下为公的国家观,塑造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国同构情怀,这是当代我们凝聚民族力量、激发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源泉。二是要坚持民为邦本的人民观,构筑中华民族以民为本的价值立场,这是中华民族民生情怀的历史传承。三是要传承民族道德规范体系,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注入伦理底色。从三纲五常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规范不仅让个体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力量与温度,更使中国在面向全球对话时始终保持崇德向善的特质,以鲜明的伦理特质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其次要锚定文化符号的载体价值,搭建文化主体性的具象依托。要使得中华文化看得见、摸得着,要让中华文化可传承、可共鸣,通过不断激活和创新文化符号,使其被赋予新的生命力,通过活态传承,使得中华文化拥有可触摸的形态。最后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是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当代性重构,将经典内容、历史故事转化为易于理解的当代话语,将传统精神与当代价值观念相衔接,实现传统价值与当代需求的精准适配;二是借助现代化技术手段,革新传播载体,利用AR、VR等技术打破文化传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同时创新传播形式,设计适合年轻人的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三是推动产业融合,实现文化和经济的双向赋能,一方面,挖掘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打造相关文创产品,另一方面,推动文旅融合,依托具有文化底蕴的景点、乡村等,带动当地旅游发展,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生机。
(二)在革命文化精神的自觉赓续与弘扬中凝聚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力量
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桥梁和历史纽带,它不仅吸收、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还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精神动力。“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革命精神不仅是革命文化的灵魂所在,更是文化自信得以生成的精神基石。因此,要在“继承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的实践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马克思曾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创造性地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紧密结合,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标识,更是重塑文化主体精神的生动体现,这份由实践铸就的文化自信,使主体性拥有“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底色。从“自觉重建”到“自信弘扬”,革命精神是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精神纽带。在脱贫攻坚中,我们展现出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自我革命时,我们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毒的决心实现破局重生。这些精神不仅是革命精神的当代延续,更是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托,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价值支撑。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自觉赓续革命文化精神不仅是凝聚民族力量的内在需求,更是守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我们要以共同的精神记忆增强文化认同。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还原真相”的幌子,企图以碎片化的手段,扭曲历史事实。面对这一严峻挑战,中华民族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从将革命文化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到依托高校、社科机构开展的革命文化理论阐述和专项研究,用真实的史料依据还原历史本真,再到结合现代网络技术虚拟再现革命历史、打破时空界限传承红色文化。这些实践不仅使得革命精神代代相传,也使得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立场更加坚定。
(三)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坚定践行与引领中开拓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境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当代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共同构筑文化自信。其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革命文化的时代性发展的成果,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形态,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拥有历史厚度、精神硬度的基础上,更蕴含时代温度和世界广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现实践行与价值引领促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实现从“精神认同”向“行动自觉”的深度跨越。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灵魂,决定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进程中,一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内核,从国家层面的文明城市创建,到社会层面的诚信体系建设,再到个人层面的道德素养培养,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性质和价值追求。三是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首先,在思想层面,要坚持以科学为引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文化发展方向、用科学理论指引文化建设;技术层面,要用先进技术赋能文化,使得中华文化在现代化发展中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其次要始终以民族为标识,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不论是《哪吒之魔童闹海》冲击全球动画电影榜单,还是国潮文创IP Labubu火爆海外,中华文化始终坚守民族根脉。最后要坚守以人民为根本,要让文化从殿堂之上走入生活之中,实现由少数人参与文化创作转向全民共创共享,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推动中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开拓出文化主体性发展的新境界。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实践路径:文化自强
文化自强是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实践路径,也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最终目标。当前,我们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渗透挤压的问题,在自身文化发展进程中,文化现代化转型升级任务艰巨,面对这些风险与挑战,我们要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以文化自强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唯有文化自强,才能使中华文化在历史激流中站稳脚跟、行稳致远,巩固其主体地位。实现这一目标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确保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要深化“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要推进文明互鉴,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三者有机统一,共同构筑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活力、生命力和影响力,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核和价值立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西方文化凭借经济、科技与传播优势,将自身文化产品、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包装为“普世范式”,以文化交流为名义展开有目的的传播,逐步改变交流的平等属性。这种有意识的渗透会严重影响文化主体的价值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核和价值立场提供了核心支撑。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其一,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其他一切领导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执政党如果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就会瓦解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价值根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让文化主体拥有坚实的理论支撑,才能化解思想领域的风险,使得文化建设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其二,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自信,直接决定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稳固程度。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论断揭示了文化主体性是人民历史实践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也始终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我们要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就是要坚持人民立场,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和物质需要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文化建设和发展工作要将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实践智慧融入文化创作中,使得文化作品贴近人民群众、扎根人民实践土壤;另一方面,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鼓励人民参与文化创作、创新的实践,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方面、多渠道的展示平台,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其三,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化领域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问题,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本质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内核,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不仅能有效规避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价值陷阱,还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发展注入与时俱进的理论活力。
(二)以“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根基和实践活力
当前思想斗争日趋激烈复杂,各种错误文化思潮妄图割裂中华文化根脉,面对这一威胁,我们既需要以坚实的理论根基抵御外部错误思潮、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也需要以鲜活的创新实践发展中华文化。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这一原创性理论,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不仅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也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途径和方法。“第一个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深度融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之中,使其不仅在指导、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激活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活力,更能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丰富内涵,从而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第二个结合”是根脉与魂脉的融合,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化的优秀因子,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批判中华传统文化提供科学尺度,帮助我们辨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民族底色,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使得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根基更加牢固,从而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为此,我们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在守正创新中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两创”的前提是继承好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识别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封建糟粕,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当代社会仍具有意义的部分,用实践将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其次创新传统文化传承和表达形式,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衔接与融合,紧跟时代发展,打破传统文化的传统传承形式,以现代文化载体承载传统文化。最后,以实践赋能传统文化,将创新力转变为文化发展动力,立足中国实际,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成果落地实践,“两个结合”不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路径,也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描绘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三)以文明互鉴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开放格局和世界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也需要用广阔的文化胸怀交流借鉴世界的文明成果。在文化全球化加深的时代背景下,以文明互鉴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开放格局和世界影响力,既是中华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超越西方文明冲突论,应对西方话语垄断的必然选择。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要义在于保持自身文化自主性和独立性,同时具备与其他文化平等交流、对话的能力,因此,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和发展,首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发展文化主体性的前提在于牢牢把握文化的民族特质和发展的主动权,始终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保持文化立场的坚定自我。同时用批判的眼光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坚持为我所用的实践导向,使交流借鉴始终服务于中华文化的发展壮大,让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其次必须摒弃故步自封的思想,破除文化交流的障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故步自封、自以为是本质上是对自身文化的盲目自信,陷入了“文明优越论”的误区,这种思想会割裂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联系,使得中华文化失去活力。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最后秉持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华文化正是具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品格,才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使得中华文化在五千年的岁月长河中延续不断。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根植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理念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展示中华文化始终以文明互鉴的姿态走向世界,在丰富自身文化内涵的同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展示中国力量,使得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开放互动的格局中不断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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