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印度石窟艺术逐步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关键时期——魏晋南北朝，是群雄并起、割据林立的纷乱时代，但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石窟艺术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涌现了若干具有重要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石窟建筑群，其中尤以洛阳龙门石窟和大同云冈石窟最为著名，但除此之外还有些许不被世人所熟知但又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石窟，如在北齐时期所建造的南响堂山石窟。在三国时期曹魏将邺城定为都城之后，历经两晋十六国、南北朝多年的经营，关东地区形成了以邺城为中心的核心统治区域。以邺城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受政治中心的影响，以及护法思想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开窟众多，其中就包括南响堂山石窟。南响堂山石窟作为北齐时期（550～577年）开凿的重要石窟遗存，在中国石窟寺发展史上具有显著的承启性意义。除此之外窟龛形制与洞窟内的造像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南响堂山石窟也一直被作为“北齐造像模式”的典型而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在石窟形制、造像风格、刻经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一、学术史回顾

（一）石窟建筑

石窟建筑包括石窟的窟内形制、外立面、窟龛布局等诸多方面。关于南响堂山石窟的研究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早在1914年，顾燮光先生实地考察了北响堂山石窟，但还未涉及到南响堂山石窟。1922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对南、北响堂山石窟进行了细密考察，编成了《后古贤の跡へ》。文中对南响堂山石窟作出了详细的描述，使诸多学者重新认识了响堂山石窟。在此相近时间，日本学者樱井一郎也发表了《亚东•响堂山专号》，对南、北响堂山的踏查作出了详实的报告。1935年，由国立北平研究院考古组主任徐旭升主持，联合徐炳昶、顾颉刚等著名学者，对响堂山石窟展开了系统的科学考察工作，并整理了造像题记、碑铭和刻经等相关资料。1936年，营造学社的刘敦桢先生调查了南、北响堂山石窟，重点介绍了常乐寺遗址以及石窟的内部形制与外立面建筑遗存。同年，日本的学者水野清一以及长广敏雄在对南、北响堂山实地勘查后发表了日文版的《河北磁县河南武安响堂山石窟》，其中有南响堂山石窟的平面图、规模、窟龛大小的详细数据。1955年，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美术史考研组从美学角度出发对南、北响堂石窟的各个洞窟作出了细致的描述，并出版了《北朝石窟艺术》一书。1956年，王去非先生考察了响堂山石窟，并首次提出了“塔形窟”这一概念。

1983年，马忠理先生发表《北齐雕塑艺术的宝库响堂山石窟》一文，对南、北响堂山给予了介绍，在形制特点方面马忠理先生认为窟内出现了三壁雕三个带宝坛的窟龛新形式，这与早期的云冈石窟第二十窟等，主尊多为“席地而坐”相比确实有高高在上的效果。1991年赵立春先生刊发《响堂山北齐“塔形窟龛”》一文，整理并介绍了覆钵式塔形窟、阁楼式塔形窟、塔形龛以及响堂山为何会出现如此特殊形制的窟龛。1992年李裕群先生在《南响堂石窟新发现窟檐遗迹及龛像》中对南响堂山石窟的仿木结构窟檐以及众多龛像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并指出“隋碑（即《滏山石窟之碑》）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其他有价值的史料。”同年，孟繁星先生的《南响堂石窟清理记》认为南响堂山石窟是将带有印度原貌的覆钵式塔与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相结合。1993年，赵立春先生发布《响堂山北齐塔形窟论述》就北齐塔形窟龛的发展规律做了分析与研究，并在文中强调塔形窟的设计与响堂山石窟作为陵葬的目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2000年，赵立春先生主编出版的著作《中国石窟雕塑精华——河北响堂山石窟》以图文为辅助介绍了响堂山石窟的雕塑与造像。2010年出版的《响堂山石窟艺术》作为一本综合性论著，对石窟营造、结构、雕塑、刻经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石雅铮把焦点聚集到第1窟的具体研究上，通过与云冈、巩县、莫高窟等石窟的比较，得出南响堂山石窟第1窟代表了中心柱窟向新式窟的过渡样式。2021年，邯郸市峰峰矿区委员会主持编撰《响堂山石窟研究》一书，书中总结了众多响堂山石窟的研究成果。

（二）石窟造像

袁虹先生发表《南响堂山石窟唐代小龛初探》与以往概述性的研究成果不同，主要是对唐代的窟龛进行专门研究。刘东光先生的《响堂山石窟造像题材》对响堂山石窟中“神王像”“净土变相”等题材进行了论述。张林堂先生的《南响堂山石窟新发现“大齐河清二年”造像铭文及龛像》以河清二年造像为中心，详细考察、记录了摩崖造像群（即第9窟）的状况，并总结出北齐摩崖龛像的特征。以此为依据，推断出19-1、2、4、8龛也应该是北齐小龛。

（三）石窟刻经

李裕群先生的《邺城地区的石窟与刻经》对响堂山石窟的刻经进行了研究探讨，并在仔细考证了南响堂山石窟的刻经之后认为南响堂山石窟第1窟洞窟的开凿与刻经是同时策划的。赵立春先生《响堂山石窟北朝刻经试论》从南、北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分布和刻经内容入手，对响堂山石窟刻经的时间、背景给出了全面的分析，并结合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阐明了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对周边石窟的影响，肯定了其艺术价值。唐仲明先生的《响堂山问题再探》对南响堂山的石刻以及北响堂山石窟唐邕的刻经原因进行了论述，并用考古结合文献的研究方法证明南响堂山石窟第1、2窟的石刻经开凿于北齐时期。2007年《响堂山石窟碑刻题记总录》出版，收录了南响山石窟现存的所有刻经拓片和造像题记，是研究窟内刻经的重要工具书。罗炤先生聚焦于北齐僧人法洪在山东洪顶山的刻经和南响山石窟第2窟有一致性，认为第2窟刻经完美融合般若空观和华严思想，是北朝晚期华严融会般若思想的典范。于亚龙重点分析了南响堂第1窟刻经中出现的大量异体字（俗字），认为这些异体字可以为北魏分布“千余新字”记载提供实证。崔红芬先生的《响堂山北齐石刻经考略》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根据《响堂山研究碑刻题记总录》对北齐石刻经种类、流行渊源等进行了考证。以及《邺城遗存北齐石刻<华严经>考略》梳理了南响堂山石窟遗存石刻《华严经》、中皇山遗存《十地经论》和河南安阳遗存石刻《华严经》，阐明《华严经》在北朝石刻流行之广。赵毅冉从北齐刻经兴盛的原因出发，介绍了南、北响堂山研究刻经和中皇山刻经。

二、南响堂山石窟的开凿背景及现状

南响堂山的开凿时间

北齐一朝二十八年，即自天保元年（550）迄承光元年（577），北齐国祚虽短，但开山凿窟、译经讲法、造寺度僧等活动在皇室倡导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参与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其中供养人、檀越主不仅有皇族贵胄还有不少中下层官吏、豪族。北齐被吞并之后，盛极一时的邺城也随之陨落，昔日的辉煌也泯灭于无形，响堂山石窟作为邺城周边的历史遗存，可以作为我们了解邺城的重要资料。

南响堂山石窟第2窟窟门两侧现存的《滏山石窟之碑》记载了相关信息，开凿石窟的年代和供养人都可由此印证。据史料记载，北齐天统元年（565），灵化寺高僧慧义发愿在滏山开凿石窟。时值淮阴王高阿那肱随驾出巡，途经此地，被慧义的虔诚所感动，当即捐资赞助这项工程。这表明滏山石窟的兴建始于北齐天统年间，由慧义法师主持凿建，并得到当朝权贵高阿那肱的鼎力相助。得到高阿那肱的支持后南响堂石窟（滏山石窟）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现存的七个北齐洞窟即是在此时竣工。至北周建德六年（577），武帝宇文邕东伐北齐，吞并其全境，因此南响堂山石窟也遭受打击，停止造像、凿窟并遭到不可估量的破坏。但杨坚代周立隋后开窟立寺又重新兴盛，南响堂山石窟发现的最早的隋代造像纪年龛为第6窟窟门上方的“开皇四年（584）翊军将军造像记”。这也印证了开皇四年以后开窟造寺的重兴，“据赵立春先生统计，南响堂山石窟现存隋代造像龛37个，各自分布在北齐洞窟内外。”

南响堂山石窟现状

南响堂山石窟现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临水镇西纸坊村，石窟的主体工程完成于北齐时期，隋唐以及宋金时虽有补凿但都是小规模的修葺。石窟群位于鼓山南麓末端，东北－西南走向，前方为滏河，与元宝山隔水相望。受限于当地平缓的地形特征，不具备开凿大型洞窟的地质条件。

目前学界对南响堂山石窟的编号都沿用赵立春先生的命名准则，“现存编号窟8个、摩崖造像群1处。”其中第1至第7窟为北齐窟，第8窟为北宋窟（窟室右壁有“太平兴国……”造像铭），赵立春先生将石窟区东侧的摩崖造像群命名为第9窟。南响堂山石窟编号如图1所示。

石窟群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两座规模相对较大的中心柱窟，即位于东南方向的第1窟、位于西北一侧的第2窟；石窟上层为五座规模较小的佛殿窟，从东南至西北依次是第3、4、5、6、7窟。在该石窟群西北方向有一处北宋时期的石窟，编号为第8窟。石窟区东侧的“东方摩崖造像群”被定为第9窟。

南响堂山第1、2窟规模相近，均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南响堂山第1、2窟同为北齐时期开凿的中心方柱式塔庙窟，规模相当。第1窟坐落于石窟区下层东南方位，采用方形平面和平顶设计，分为前后两室。前室后壁设有四柱三间的仿木构架，柱头延伸出小柱支撑斗拱，共同承托上方的仿木屋檐结构。现仅存两端部分较为完整的柱檐遗迹，其余檐部多已损毁。窟门两侧各设圆拱尖楣大龛，原有力士造像在北周时遭破坏，隋代重修为坐像形象。中央明间设甬道连通后室，后室中央立有与山体相连的方柱，柱后留有低矮通道。方柱正壁开凿帐形大龛，内雕七尊像（一主尊二弟子四协侍），基座刻有供养比丘及狮子纹样。两侧壁龛规模略小，各雕五尊像。窟室左右壁上方各排列五个尖拱小龛，后壁方柱两侧上下各设两龛。因后室右壁及前壁镌刻《华严经》而得名“华严洞”。第2窟位于下层西北侧，基本形制与第1窟相似，但中心方柱仅正壁开龛，左右壁未设龛像。现存窟内造像损毁严重，据长广敏雄民国时期拍摄的旧照显示，中心柱正面佛龛原为一铺五身像组合，龛上方装饰卷轴式浮雕图案，中部为简略说法场景，四周环绕听法信众。窟门上方中间是西方净土变，左侧是二主尊并坐，右侧是单跏趺坐的弥勒形象，现在这两块大型浮雕均流失海外。

第3窟位于第1窟的正上方，分前后室，前室左右壁角刻八角束莲柱承托仿木结构窟檐，窟顶浮雕大型山花焦叶。后室为二壁开龛式殿窟，窟内无雕像与刻经。

第4、5、6窟在一个水平线上，三个窟门上方原雕刻一横贯三窟的枋木结构窟檐，现只在岩壁留有瓦陇痕迹。其中第4、6窟毁坏严重，第5窟保存相对稍好。第4窟平面近方形，平顶。洞内造像均毁，仅在左右壁及前壁上部存有刻经。第5窟采用近似方形的平面布局，顶部为穹窿式结构。窟内地面雕刻大型莲花图案，窟顶装饰飞天环绕的莲花藻井。三壁各设龛：正壁主尊与左壁主尊皆作结跏趺坐姿，右壁主尊则为倚坐造型，基坛浮雕神王、香炉等形象。窟内四角上方分别安置不同姿态的造像：一身思维协侍、两身协侍及一身跏趺坐像。窟门上方精心雕琢着规模宏大的经变相浮雕。

第7窟平面呈近方形，顶部为穹窿结构，属于三壁设龛的殿窟，是现存保存最为完整的洞窟。正壁佛龛内雕刻一组五尊像（一主尊、二弟子、二协侍）。左壁龛内主尊为倚坐姿的阿弥陀，右壁龛内主尊已残损，基坛上雕刻有对狮、神王及香炉图案。窟顶装饰莲花藻井，四面各雕两身相对而视的飞天或伎乐形象。窟外立面采用四柱三间式结构，巧妙融合汉地廊檐与印度覆钵顶元素，形成典型的响堂山塔形窟样式。

第8窟位于石窟区西北约50米处，“窟室后壁处雕出石床，右壁有‘太平兴国……’造像铭。”

第9窟摩崖造像群坐落于石窟区东南方位，整体崖壁呈东西向延伸，共分布有大小造像龛32处。2004年，在此区域发现了“河清二年（563）”题记，并判断摩崖的1、2、4、5、6、8、19龛具有北齐龛像时代特征，属于南响堂山石窟中最早开凿的龛像。

三、结语

总的来说，关于南响堂山石窟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在石窟建筑方面对窟内形制、外立面、窟龛布局的介绍，不仅有整体性的著作，还有针对单个洞窟的个案研究，比如《河北南响堂山第一窟研究》，与南、北响堂山石窟造像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是不胜枚举，在石刻经方面的文章更是层出不穷。诸位学者前辈的研究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参考资料，但同时还有一些方面值得我们去加强研究深度，比如石窟的个案研究、刻经与造像的关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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