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初，现代文体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黄立波 2009:104）；20世纪60年代第一个大型电子语料库——布朗语料库诞生（周小玲、蒋坚松，2009:54）；20世纪60-70年代中期，形式主义文体学非常盛行，当时是继承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邵璐，2012:10）；20世纪80年代语料库翻译研究范式开始建立（王克非，黄立波 2007:101）；20世纪90年代，中西方学者纷纷尝试将文体相关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以此来评估译文的质量，甚至是建立起评估译文质量的标准（张美芳，2002:54）。Julian House（1977，37）创设了一种新的模式来评估源文本与译本之间的功能是否对等，以此来评价译本的质量高低。传统翻译文体研究侧重于原文文体特征与作者风格在译作中的再现，将翻译视为模仿性行为，强调“文体对应”，却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周小玲和蒋坚松（2008:156-157）也指出，以往翻译文体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原文文体特征及原作者风格的再现程度，其研究方法多依赖印象式、例举式分析，缺乏系统性与量化支持。

语料库与翻译文体的结合就使得这种印象式、经验式的传统评价模式失去其被奉为圭臬的地位。英国的Mona Baker（2000:246-247）率先提出建立一个翻译英语语料库，系统收录译者背景与文本信息，推动译者文体研究的实证转向，为该领域奠定方法论基础。自2000年以来，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在国内外持续发展。

本文将通过CiteSpace可视化方式与文献统计方式对国内2000-2023年期刊文献中围绕语料库进行的译者文体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统计，以此来重点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在国内取得了哪些发展？其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不足之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该如何弥补这些不足？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哪些？

一、译者文体的定义

什么是译者文体？译者文体，也称译者风格或翻译风格(translator’s style, translation stylistics)。广义上讲，译者风格是指语言和非语言特征，包括源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和方法的使用，还包括译文的前言，脚注和尾注等；狭义上讲，译者风格是指译者对语言使用的偏好，或目标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语言模式（Hu，2016:36）。

文体是一个宽泛且模糊的概念，以至于其发展至今有许多不同的界定。Pliny the Younger （约公元61-112）和Quintilian（约公元35-100）就指出，作为译者必须模仿作者的美德，但在翻译中仍要保留自己的个性（Kelly，2009:478）。这一界定并未引起广泛重视，直到本世纪初，学界开始意识到译者在翻译过程发挥的重要作用。Hermans(1996:29)指出，翻译中的增译法表明在译本中存在另一个声音(that other voice)，即“译者的声音”，这一声音就出现在译文中的字里行间，只是“有时可能完全隐藏在叙述者背后，使读者无法察觉到它的存在罢了。”赫曼斯此处将译者文体称为“译者的声音”，指的是译本中除完整表现源文本的内容、形式之外，还存在译者的声音，只是这个声音微弱，有时难以让人察觉。赫曼斯的这一界定使得译者文体概念初具雏。Baker(2000:245)指出译者文体风格( translator’s style)就是“如同人的指纹一样，是语言的或非语言的个性特征。”贝克将赫曼斯的界定称为翻译研究中最接近译者风格研究的概念，她的界定与赫曼斯有相似之处，但其比赫曼斯更进一步，同时关注到了译者在语言层面和非语言层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Saldanha（2011:6）将译者文体定义为一种“翻译方式”，其在同一译者的各种文本中都能辨认出来，将译者的作品与他人作品区别开来，构成连贯的选择模式，以及其是“有动机的”，即它具有一种或多种可识别的功能。Saldanha提出的译者文体概念提供了一个统一、新颖且具有操作性的理论框架。

学界对于译者文体的界定远不止于此，但无论何种界定都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主体性，自此，译者与原作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仆关系，译者也从传统的“隐身”变为“显身”，让人不得不重视其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这些万变不离其宗的界定也为译者文体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发展概况

译者文体研究的繁荣，得益于语料库语言学与描述性翻译学的交叉融合。2000年Baker提出建立对比语料库作为语料数据来源来研究全面的翻译普遍性特征和具体的简化特征（霍跃红，2010:112）。Baker指出，“译者文体包括译者的选材、惯用的具体策略，包括前言、后记、脚注、文中词汇注释等，尤为重要的是个性的表达方式，即典型的语言运用习惯”（Baker，2000:245）。由此，翻译研究中的语料库译者文体成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且具有强理论支撑的研究范式，中外学者也围绕这一研究范式展开研究，或对于统一源文本的不同译者的风格研究；或对于同一译者的不同译本的研究以此来总结译者的翻译风格文体。本文使用Citespace软件梳理了CNKI中2000年以来国内对于语料库译者文体的研究概况，主要梳理了该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共现频率（见图1、图2）以及近十年来在该领域做出权威贡献的学者（见图3）。

由图1可知，国内的语料库翻译研究紧跟时代前沿的发展，2002年该语料库聚类开始出现并持续发展，但国内对于语料库与译者文体的结合研究起步较晚，2009年以来，国内语料库与译者文体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开始逐渐增多并持续高涨。

由图2可知，翻译风格、译者文体、译者风格或者说翻译文体等是近年来影响力较大的的研究领域，它们成为语料库翻译学领域的关注热点，这是因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发挥的主体性已不容忽视，让人不得关注他们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所独有的风格。

由图3可知，近十年来对于语料库与译者文体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包括刘泽权、胡开宝、黄立波等学者，但根据普莱斯定律^①，国内该领域研究的核心作者群还未形成，但刘泽权、黄立波、胡开宝等人已经在国内语料库译者文体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影响力，且是较为高产的学者。

此外，国内译者文体与语料库结合发展已经过多年实践检验并不断蓬勃发展，译者文体的方方面面都在最初的基础之上发生相应的改变，其在研究方法、研究文本、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等多个方面不仅在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还展现出自己独有的特征。

（一）译者文体与研究方法

语料库与翻译研究结合发展的过程中，发展出类型众多的语料库，如翻译语料库、类比语料库、平行语料库以及新近发展起来的多模态语料库等。Baker（ibid.）之后的译者风格研究从研究模式上可分为单语类比和双语平行两大类，前者以Baker（ibid.）的方法为基础，使用翻译文本组成的类比语料库，后者则借助一本多译的平行语料库，考察不同译 者对同一源文本的翻译（黄立波、朱志瑜，2012:64）。但国内译者文体研究的过程中，国内各学者更倾向于选择双语平行语料库。

对于平行语料库的定义，不同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界定。Baker（1995）认为平行语料库包括语言A的源文本及其翻译成语言B的译本。Hu（2016：36，笔者译）指出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平¹行语料库是包含一个源文本的语料库语言及其另一种语言的目标文本。虽然他们的观点各有侧重，但他们对于平行语料库的界定也有相似之处，从中能总结出平行语料库所具有的特质，即包含两种不同的语言。那为什么平行语料库在该研究领域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呢？这是因为各学者在其研究过程中将源文本纳入了考虑范围之内，他们更多的是对比译者在源文本的基础之上的翻译策略选择，由此来分析译者独特的文体选择。平行语料库应用于译者文体研究，不单是局限于发现源文本作者与目标文本译者使用语言的不同之处，更多是探究译者在站在源文本的肩膀之上对于目标语言的独特使用风格及其对源文本的传达程度。

（二）译者文体与研究文本

各学者研究过程中的方法倾向也表面了他们在研究过程中的文本选择，他们将源文本和目标文本都纳入研究范围之内，黄立波和朱志瑜（2012）则提出译者风格研究可分为“源文本型译者风格”（S-型）和“目标文本型译者风格”（T-型）两大类。S-型译者风格研究主要关注译者对于源文本的表现程度，不同译者对于源文本的同一特征会产生独特的表现形式。T-型译者风格研究则未将源文本纳入研究范围之类，更侧重将译者作为译本的作者，而以此来研究译本的“作者风格”，这一文本研究类型则更突显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行为，但译者的翻译活动是多方因素综合而成，更为主要的是译者的译本是在源文本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其主体性的发挥是带有“镣铐”或者说“条件”的，所以这一类型暂时还不能将译者受到源文本的影响程度很好地表现出来，其所提供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相较之下，S-型将源文本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可以让译者在“镣铐”之下所做出的规律性语言使用技巧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国内平行语料库中的译者文体研究中S-型译者文体研究更为广泛。

（三）译者文体与研究对象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发展初期，研究者大多只关注译本与源文本的异同之处以此来寻找不同译者所表现出的独特风格。在研究的起始阶段，Baker（2000）选择了英国当代两位杰出翻译家布什（Bush）与科拉克（Clark）的翻译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她所选的译本均出自英语为母语的译者之手，因此他们对目标语言文化拥有更为深厚的熟悉度，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多地源自于各自对源语言的理解和感悟的不同。换言之，译者文体研究最初将视野置于单一翻译方向。如何界定翻译方向？Londale（2004／1998：64）指出:“人们通常认为语言能力具有对称性，即从外语向母语翻译和从母语向外语翻译母语是一样的 。”但从翻译实践的角度看，这种对称性是无法成立的。母语翻译（translation into one’s native tongue)通常被认为是无标记的，被称为 “正向翻译 ”（direct translation)；相对而言，外语翻译（translation into foreign languages)则是有标记的，被称为 “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二者分别称为 “译入”和 “译出”（黄立波，2011:96）。所以相对于译者风格研究，对于同一译本，其译入、译出以及不同母语者的合译的风格各不相同是毋庸置疑的。该研究方向也逐渐进入国内译者文体研究者的视野。霍跃红（2011）就以朱自清《荷塘月色》的三个英译本为例，分别是中国译者、西方译者以及中西合作译者的译本，通过对比三个译本在语言层面、情感表现、比喻修辞三个层面来研究译者文体风格。冯正斌和徐瑶（2024）也证实在合译实践中，各译者都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他们相互影响最终影响译本风格的形成，从中也体现出各译者自身的翻译文体。研究者们的这一转向体现了译者文体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单一译者，而是进一步发展到对群体译者的文体风格研究。研究不再局限于对拥有相同母语者的译者文体研究，而是扩大到对不同母语者以及他们的合译本的对比研究。

（四）译者文体与研究内容

译者文体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涉及语言、认知和文化因素，研究者在解读译者风格时也应该考虑多重因素，不仅要考虑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对译者文体形成的影响，还要考虑译者文体形成过程中的译者个人因素，如意识形态等，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如其所处社会的主流思想及价值观。因为译者是组成社会人的一部分，身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就会受到环境影响，从而影响到其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导向问题。Baker（2000:245）将译者风格定义为一种独特的“指纹”，涵盖了语言及非语言层面的特征。语言层面的“指纹”指的是译者在所有译作中持续展现的规律性语言模式，这些模式并非偶然出现，而是译者偏好、频繁使用且习惯性的语言行为，且这些特征并非完全受源文本或原作者语言风格的影响。非语言层面的“指纹”则可能包括译者的选材偏好、翻译策略的选择、前言后记的撰写以及注释的添加等。目前，学界对于译者文体研究主要将其分为两个层面，即语言特征层面与非语言特征层面。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主要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及其所体现的语言特征，如选词、组句、语篇衔接等各个方面；其涵盖的非语言特征层面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译者个体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接下来，笔者将围绕语言特征层面和非语言特征层面展开阐述。

1. 语言层面

翻译这一活动的本质就是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理论研究首先着眼于语言层面也毋庸置疑。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译者文体研究者首先着手语言层面的研究是必然的。胡开宝，谢丽欣(2017：16)也指出语言特征层面的译者风格研究，包含笔译译者和口译译员的译者文体研究，具体分为词汇、句法、搭配、语义韵、语篇和叙事特征等层面的译者文体研究。现有研究对语言特征层面关注较多，通常是借助 wordsmith等工具，统计平均句长、标准化类—形比、词汇密度、高频词统计等形式参数来定量考察（黄立波，2018:79）。限于篇幅，本文主要集中探讨笔译译者的译者文体语言特征层面的研究。

（1）词汇

词汇是文学作品的基本组成部分，不仅对研究作家在写作中的词汇创造性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体现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通过词汇层面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译者鲜明的语言特征（祝朝伟，李润峰，2023:77）。而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对于译文的词汇研究层面又主要集中于类符、形符、类符形符比，单词长度以及词汇密度等方面。

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中，“类符”被定义为语料库中不重复的词汇类型，而“形符”则涵盖了所有出现的具体词例。通过计算类符与形符的比例，能够评估作者的词汇使用范畴及其多样性程度。对翻译文本进行比较时，比值低，意味着译者使用的词汇量较小，范围较窄，词汇变化小；比值高，说明译者使用的词汇范围更宽，词汇变化更大。比值的高低说明译者受原文本影响程度的大小，比值的差距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不同译者的用词习惯和翻译风格(霍跃红，2010：112-113)。通过对类符和形符的对比研究，可以直观地揭示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选择的词汇范围及其变化，但单从这一个角度无法准确地判断一个译者的风格是或不是什么样的，所以又要扩展到词汇的其他层面，如词汇密度，单词长度等。

平均词长是指特定文本内所有单词以字母为单位计算所得的平均长度，即单词长度与文本总符号数之间的比例关系，它是解析译者风格特征的一个关键指标。一般而言，单词的长度通常在2至5个字母之间，其平均长度约为4个字母。若某语言的平均词长超过这一基准，则该语言倾向于被认为较为复杂。相反，平均词长越短，则表明单词构造越为简单，从而使得文本的阅读理解难度降低。故而，平均词长可作为衡量译者在作品中用词复杂性的一个指标，它显著地体现了译者的用词偏好及风格特征。翻译中的平均词长越短，就说明译者越倾向于用简单的词语来表达。（祝朝伟，李润峰，2023:78）选词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角度，但其在译者翻译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源文本中的同一词汇，不同译者选择使用不同的词汇，其带给目标读者的感受也是大不相同的。

Ure（1971）界定词汇密度为实义词数量占词汇总数的比例，计算公式为：词汇密度=（实义词数/词汇总数）×100%。霍跃红（2010:113）指出词汇密度是指译文中实义词和功能词在整个文本中所占的比重。较高的词汇密度表明译文中实义词占据较大比例，意味着译文更为精炼，使用了较少的词汇却达到了更加精确、完整的表达效果；相反，较低的词汇密度则反映出功能词占比较高，这样的译文结构虽然更加清晰易懂，但可能会显得较为冗长。词汇密度是分析译者文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反映了译者在“形”与“意”之间的取舍。这一指标揭示了不同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采用的不同策略。

（2）句子

句子是传达完整意义的最小语言单位，也是翻译的重要单位。研究译者文体的句子层面时，绝大部分学者都着眼于句子的平均长度。Olohan（2004）认为，平均句长是衡量译者文体特征的一个通用指标。这一指标通过计算译文句子平均长度得出，具体依据句号、问号及感叹号的数量进行统计，且与文本的句法复杂度呈正相关关系。通常情况下，平均句长越短，语篇的句法结构就越简单，从而更易于理解，反之亦然（祝朝伟、李润峰，2023:79）。句子是组成译本语篇的主要单位，译者对于源文本采用简单句或复杂句的处理方式都是其在翻译实践中的不同选择，不同译者的选择不同，所以句子也可构成译者文体对比研究的一部分。

（3）语篇

语篇层次的分析被认为是语言研究的最高层次，整体而言，可以看出译者在语言运用方面的表现。从语篇层面考察译本内容，研究者则能从宏观层面把握译者文体。黄立波与吴昂（2006）提出，在英汉两种语言中，连接成分主要可以划分为隐性及显性两大类。霍跃红（2010:114）在此基础上将译者文体的语篇层面研究分为隐形连接和显性连接。他指出汉语隐形连接比较突出，而英语则多以显性连接为主。因为汉语重意和（parataxis），而英语中形合（hypotaxis）。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解决语篇连接，这本就体现了译者在处理文本时的不同选择，这种不同选择在译者的翻译实践中不断复现，也就内化为译者风格的一部分。

目前，译者文体的语言层面研究大多围绕译本的词汇、句子以及语篇衔接来展开讨论，但译者作为有意识的个体，在翻译过程中并不是机械地输入再输出，其会受到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而选择自己的翻译策略，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译者文体研究的非语言层面内容。

2. 非语言层面

非语言层面的译者文体研究划分为两大类，即笔译策略与方法层面的译者风格研究和口译策略与方法层面的译员风格研究（胡开宝、谢丽欣，2017:16）。同语言层面的阐述一样，本文主要集中探讨笔译层略与方法层面的译者文体研究。译者文体相关研究对译者非语言层面“指纹”的关注较少，对此类特征的发掘更多来源于语料库研究的副产品，如译者的前言、后记、译评等副文本，其主要作用在于对定量考察结果的定性解释（黄立波，2018:79）。笔者认为，关于译者非语言层面的“指纹”研究不仅仅要关注黄立波教授所说的副文本，更应该关注译者的个体意识心态、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冯正斌和徐瑶（2024）就从译者的生存需求、心理需求以及自我价值实现需求等方面讨论了译者风格的形成原因。张继东和朱亚菲（2020）从译者自身因素和非译者自身因素对不同译者的文体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译者自身因素对翻译风格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译者的个人性格、身份背景、翻译目的以及翻译观念等方面。非译者自身因素包括译入语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又为译者文体的非语言层面研究开拓了视野。

三、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得知，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在2000年以来取得长足进步。首先，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衍生出类型众多的语料库，给后续的研究发展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其次，其研究文本和研究对象也不断更新、充实；最后，其研究内容涉及方面也较为全面，涉及到语言和非语言层面。但是，国内的语料库译者文体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更为注重的是语言层面，对于非语言层面如译者的个体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对译者文体形成的影响关注较为缺乏，非语言层面的研究是后续译者文体研究中大有可为之处。此外，译者文体研究的文本选择方面更侧重于选择文学性较强的文本，忽略了带有地域特色的文本，所以后续研究中具有地域特色的译者译本也应该纳入研究考虑范围之内。最后，前文已经提到国内对于合译本的研究也开始崭露头角，后续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也可将视野置于该方向。国内语料库译者文体研究虽然较于国外起步较晚，但经过发展已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并且译后的研究中还大有可为。

注释：①普莱斯（Price）是著名的科学家与科学史学家，他在其代表名著《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曾有如下的论述:“在同一主题中，半数的论文为一群高生产能力作者所撰，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上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

参考文献：

1. [1] 黄立波. 翻译研究的文体学视角探索[J]. 外语教学, 2009, 30(05):104-108.
2. [2] 黄立波. 译出还是译入：翻译方向探究——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考察[J]. 外语教学, 2011, 32(02):96-101.
3. [3] 黄立波, 朱志瑜. 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以葛浩文英译现当代中国小说为例[J]. 外语研究, 2012(05):64-71.
4. [4] 黄立波. 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反思[J]. 外语教学, 2018, 39(01):77-81.
5. [5] 冯正斌, 徐瑶. 基于语料库的小说合译风格成因探析——以贾平凹《秦腔》英译本为例[J]. 外语电化教学, 2024(03):21-27+89+111.
6. [6] 霍跃红.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比较研究[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1(01):111-115.
7. [7] 霍跃红.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学应用研究——以《荷塘月色》的三个英译本为例[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2(04):69-73.
8. [8] 胡开宝, 谢丽欣.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 内涵与路径[J]. 中国翻译, 2017, 38(02):12-18+128.
9. [9] 邵璐. 西方翻译文体学研究(2006-2011)[J]. 中国翻译, 2012, 33(05):10-15.
10. [10] 王克非, 黄立波. 语料库翻译学的几个术语[J]. 四川外语学院报, 2007(06):101-105.
11. [11] 吴昂, 黄立波. 关于翻译共性的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05):296-302+320.
12. [12] 祝朝伟, 李润丰. 基于语料库的庞德中国典籍英译译者风格探析[J]. 外语教学, 2023, 44(04):75-82.
13. [13] 张继东, 朱亚菲. 基于语料库的《追风筝的人》两译本风格对比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05):50-57+8.
14. [14] 张美芳. 利用语料库调查译者的文体——贝克研究新法评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03):54-57.
15. [15] 周小玲, 蒋坚松. 近十年国外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的发展(2000-2009)[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0(03):54-58.
16. [16] Baker, M.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00, 12(02):241-266.
17. [17] University U & M.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 Overview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11.
18. [18]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The Translator's Voice in Translated Narrative[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11.
19. [19] House, Juliane. 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M].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77.
20. [20] Kaibao Hu. Introducing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M]. Berlin: Springer, 2016.
21. [21] Baker, Mona & Gabriela Saldanh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nd ed[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2. [22] Saldanha, Gabriela. Translator styl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J]. The Translator, 2011, 17(01):25-50.
23. [23] Olohan, M. Introduc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24. [24] Ure, J. Lexical Density and Register Differentiation[A]//In G.E. Perren & I.L.M. Trim (eds). Applications of Linguistic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