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现代汉语中的“这个”极高频使用，传统上被看作“指示词+量词”结构。但它在使用中高度凝固、不可替换，并发展出话语功能，已超出传统模型的解释范围。历时材料显示，“这个”虽唐代已见，到宋元才固化；方言资料也证实，“个”在南方常具独立指示功能。这些迹象表明，“这个”可能不是简单短语，而是南北语法融合的特殊产物。本文突破传统框架，提出“这个”实为“南北合璧”式同义复合词。通过历时梳理和方言印证，分析“这”“个”在宋元时期的整合动因，并从多维度验证其词汇化特征，旨在揭示其双核复合性质，为汉语语法和方言接触研究提供新案例。

一、“这个”的理论提出与论证基础

（一）同义复合词“这个”的性质新探

传统汉语语法研究多将“这个”视为指量结构，认为“这”承担指示功能，“个”作为通用量词存在（吕叔湘，1985；朱德熙，1982）。然而这一解释面临两个理论困境：其一，在“这个人”“这件事”等典型指量结构中，量词“个”具有选择性且可替换为其他量词，而“这个”在话语中呈现高度凝固性，量词替换会导致语义偏差；其二，现代汉语共时系统中，“个”在南方方言区仍保留指示词功能（汪化云，2008），如吴语“个本书”（这本书）、湘语“个只人”（这个人）。本文提出新解：“这个”可能是由南北方言成分合成的同义复合词，其中“这”源自北方官话指示系统，“个”承袭南方方言的指示功能，二者在词汇化过程中形成语法功能的等值叠加。这种跨方言的语法成分融合现象，在汉语词汇史上具有类型学意义。

（二）南北合璧复合词的理论构建

“南北合璧复合词”为本文提出的关于“这个”的观点，特指汉语词汇形成过程中，融合南北方言语法特征的复合型词汇单位。其生成机制包含三个维度：第一，空间维度上，构成语素分别源自不同方言区的功能词系统；第二，历时维度上，在明清官话规范化过程中完成跨方言整合；第三，功能维度上，复合成分保留源方言的语法属性并形成功能互补。此类复合词不同于一般同义复合结构，其本质是不同方言语法系统接触的产物，是“这个”中北方指示词“这”与南方指示词“个”的复合，既非简单的同义叠加，亦非修饰关系，而是通过词汇化过程形成新的复合词汇。该现象揭示了汉语共同语词汇系统对地域语法特征的吸收机制，为考察语言接触中的语法移植提供了典型范例。

二、“这”与“个”的来源、形式变体及方言中的使用情况

（一）“这”的来源及形式

“这”作为近指代词最早见于唐代文献，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指示词》中指出，在早期文献中“这”常见的写法有：“者”“這”“遮”等。其中“者”“這”多出现在《敦煌变文集》和《祖堂集》中；“遮”字在《敦煌变文集》中共有三例，例如其中“者”多用于指代近指，如“者汉大痴”（这汉子太痴），而“遮”则见于禅宗语录，如《六祖坛经》“遮个是慧能见解”。这一现象表明，唐代“这”的语音形式尚未完全定型，其文字表征呈现地域性或文本类型的差异。

朱冠明（2006）通过量化统计进一步揭示了“这”类形式的历时分布特征。据其统计，《祖堂集》中“這”“者”合计出现418例，而《敦煌变文集》中仅存97例，且二者在句法功能上并无显著区别，多单独承担指示功能，如“者个”“者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与量词“个”的组合形式“这个”在唐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其高频使用始见于宋代话本及禅宗语录。这一发现暗示，“这”作为独立指示词的语法化早于其与量词“个”的词汇化进程，二者结合的固化可能是宋元时期北方官话语法系统整合的结果。

从语音演变角度观察，“这”的异体形式可能反映了不同方言的音变轨迹。张惠英（2002）提出，“者”与“遮”或为“這”在不同方言中的音借字：中古汉语“者”属章母麻韵，“遮”为章母麻韵开口三等，二者声母相同、韵母相近，而“這”在《广韵》中注为“鱼变切”（疑母线韵），其语音形式在后世官话中逐渐趋同于“者”系读音。这种音韵层面的竞争与融合，恰恰印证了“这”在北方方言中的优势地位及其对共同语的渗透过程。

（二）量词“个”的语法化与方言指示功能

1. “个”的历时演变与功能扩展

“个”作为汉语史上最具生命力的量词之一，其语法化路径呈现出“泛化—分化—再语法化”的复杂轨迹。先秦时期，“个”（或作“箇”“個”）已见于文献，原为竹枚单位量词，如《礼记·曲礼》“祭服敝则焚之，祭器敝则埋之，龟策敝则埋之，牲死则埋之，凡祭器用箇”。至中古汉语阶段，“个”的语义逐渐泛化，突破具体事物限制，发展为通用个体量词（王力，1980），如唐代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中的“个”已无竹器义素。值得注意的是，宋元之后，“个”在南方方言中发生功能裂变：一方面延续量词属性，另一方面衍生出指示词用法。

这一语法功能的扩展，与南方方言的量词系统特征密切相关。石毓智（2003）指出，吴、闽、粤等方言存在“量词定指化”现象，即量词脱离数词后可直接修饰名词表定指，如苏州话“本书交关好看”（这本书很好看）。在此过程中，“个”因高频使用率先完成语法功能迁移，形成“量—指”兼类模式。例如明代《山歌》中“个样风流忒煞多”，“个”已脱离量词范畴，独立承担近指功能。这种“以量代指”的语法创新，为“个”在南方方言中发展为独立指示词奠定了基础。

2. 方言谱系中的“个”指示功能遗存

现代方言调查显示，“个”的指示词功能在长江以南地区形成连续分布带（汪化云，2008）：

（1）吴语区：上海话“个只苹果甜来”（这个苹果很甜），“个”与量词“只”共现，形成“个+量+名”结构，此时“个”已虚化为纯粹指示词；

（2）湘语区：长沙话“个人有蛮厉害”（这个人很厉害），“个”单独修饰名词，指示功能与普通话“这”完全对应；

（3）赣语区：南昌话“个时间冇得空”（这时候没空），“个”可指代时间范畴，显示其指示功能的进一步扩展；

（4）粤语区：广州话“個本書喺邊度”（这本书在哪儿），“個”与量词“本”形成“指示词+量词”的框式结构，与北方官话“这+量词”模式形成镜像对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闽东地区存在的“个”功能叠置现象。据秋谷裕幸（2012）调查，福州话中“个”可同时作量词、指示词及结构助词：在“我买个鞋”中为量词，在“个侬无来”（这人没来）中为指示词，在“我个书”中为领属标记。这种多功能性印证了“个”在南方方言中的深度语法化，其指示功能并非偶然变异，而是系统演化的必然结果。

“个”在南方方言中的指示词功能，实为汉语量词系统类型特征的地域性投射。当北方官话通过“这+量词”实现指称范畴精细化时，南方方言选择以量词本身的语法化来简化指称结构。这种南北语法策略的分野，为“这个”的跨方言复合提供了历史契机——当官话“这”与方言“个”在语言接触中相遇，二者因功能相似性产生语义共振，最终在共同语层面固化为特殊复合形式。

（三）“这个”的词汇化进程与南北合璧

1. “这个”的历时演变轨迹

“这个”的组合形式虽可追溯至唐代，但其词汇化进程实始于宋元时期。朱冠明（2006）统计显示，唐代《祖堂集》中“这/者+个”仅出现12例，且多用于指代抽象概念，如“者个是生死事”（这是生死大事），此时“这”与“个”之间仍存在句法界限，尚未完全黏合。至宋代禅宗语录中，“这个”使用频率激增，且呈现语义专指化趋势，如：“这个公案，天下人摸索不着”——《碧岩录》。其指称对象已从具体事物转向特定话题或抽象命题。这一转变标志着“这”与“个”的语义边界逐渐模糊，二者从松散组合向凝固复合词过渡。

元代白话文献中，“这个”的词汇化特征更加显著。以《老乞大谚解》为例，“这个”共现97次，其中82例用于回指上文提及的事物（如“这个马如何？”），其指称功能已超越单纯的空间近指，发展出话题标记功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北方官话文献中“这个”的句法位置趋于固定：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94%的“这个”出现于主语或话题位置，且不可替换为“这一”或“此一”，表明其词汇化程度已接近现代汉语。

2. 南北语法系统的接触与整合

“这个”的词汇化本质上是北方官话与南方方言语法系统深度接触的产物。从结构来源看，“这”的强势地位源于其在北方官话中的核心指示功能，而“个”的参与则体现了南方方言的语法渗透。明代《山歌》中并存两种模式：既有北方系的“这个人”，也有南方系的“个样人”，更出现“这个样人”的混合形式。这种叠置现象揭示出，当南北方言成分在共同语层面相遇时，通过功能类比产生结构重组。

词汇化的关键动因在于南北方言指示系统的功能互补。北方官话的“这+量词”结构虽具简洁优势，但受制于量词选择的强制性；而南方方言的“个+量词”模式（如吴语“个只人”）虽具泛用性，却缺乏专用指示词。在元明时期南北语言接触加剧的背景下，“这个”恰能融合双方优势：既保留北方“这”的指示专一性，又吸纳南方“个”的量词泛化特征，最终形成“指示词+类量词”的独特复合形式。

3. 词汇化程度检验

现代汉语中“这个”的词汇化特征可通过三项标准验证：

（1）不可分解性：在“这个人真奇怪”中，若将“这个”替换为“这一”（如“这一人”）则句法不合法，说明“个”已丧失量词属性；

（2）“这个”发展出话语标记功能（如“这个，我觉得不太对吧”），其语义超越原始指称功能；

（3）语音弱化：口语中“这个”常弱化为“zhèi ge”甚至“zhèi”，音系缩减现象符合词汇化典型特征。

4. 语言接触背景下的“这个”传播与接受

元明时期人口迁徙与商贸活动的频繁，为“这个”的跨地域传播提供了现实基础。北方官话随着政治中心的辐射向南方扩散，而南方方言区民众在与北方人群的日常交流中，逐渐接纳“这个”的表达方式。以明代《金瓶梅词话》为例，书中既保留北方口语中“这个小厮”“这个物件”的用法，又融入南方方言中“个”的泛用特征，如“这个样儿”“这个光景”等表述，体现出“这个”在不同语言社群中的融合性使用。

清代中期以后，随着白话文学的普及，“这个”的使用场景进一步拓展。《红楼梦》中“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这个主意不错”等句子，不仅在对话中高频出现，还用于心理描写与叙事过渡，说明其已从单纯的指示工具发展为构建话语逻辑的重要成分。这种文学作品中的广泛应用，反过来又推动“这个”在民间口语中的标准化，使其逐渐成为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核心指示形式。

同时，“这个”在传播过程中也出现地域适应性调整。在北方部分方言区，“这个”常与语气词“呐”“呀”结合，形成“这个呐”“这个呀”的变体，增强口语表达的亲切感；在南方部分方言区，“这个”则与本土指示词“恁”“介”等并存，如温州话中“这个”与“恁个”可互换使用，体现出语言接触中“兼容并蓄”的特点。这些地域变体的存在，既印证了“这个”的强大生命力，也反映出其在融入不同方言系统时的灵活性。

三、结语

本文通过历时演变、共时功能及方言比较的多维视角，论证了现代汉语指示词“这个”的南北合璧属性及其复合词本质。研究表明，“这个”并非传统语法框架下的“指示词+量词”结构，而是北方官话与南方方言语法系统深度接触的产物：北方的“这”与南方的“个”在语言接触中因功能相似性产生语义共振，最终通过词汇化形成双指示复合词。这一过程既体现了汉语共同语对地域语法特征的兼容并蓄，也揭示了语言接触中“功能互补”对词汇创新的推动作用。

“这个”的词汇化机制为汉语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其一，汉语共同语的词汇系统具有超方言整合能力，能够通过吸收不同方言的语法资源形成新结构；其二，语言接触中的词汇化不仅限于实词虚化，还可能涉及跨方言语法成分的重新组合；其三，量词的语法化路径在南北方言中呈现类型分化，南方方言的“量词定指化”特征为共同语词汇创新提供了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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