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多年来，学者研究大多集中在张培基及其翻译作品，尤其是他的散文译著。如邓高峰的论文《张培基翻译艺术风格管窥——基于两辑<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的个案分析》分析了张培基的翻译风格以及张先生的散文翻译观点。赖晓鹏从翻译美学的角度论述了张培基的散文翻译如何从语言、词汇、句法和文化等方面再现源语风格。张娟则从功能对等的角度出发，将目光放在成语汉译英时意象的保留、丢失与改变。徐燕杰着重分析了目的论视角下张培基的翻译策略选择。

但这些研究大多属于散文翻译的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上，标点符号作为书面语的“隐性语法”，在文学作品中具有着建构语义逻辑、控制叙事节奏、传递情感张力的多重功能，亦是散文翻译中的重要部分。相较于词汇与句法研究而言，长期以来翻译学界对标点符号的系统性探讨处于边缘地位。本文试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张培基散文翻译中标点符号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探究。

张培基是我国现代散文英译的代表性译者，他的著作《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问世后，朱曼华盛赞其“像三棱镜一样折射当代中国的思想脉搏，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好教材”。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外译的典范，它涵盖老舍、巴金、朱自清等作家的经典代表作，其中不同文本的风格差异显著，如老舍的含蓄、朱自清的舒缓、巴金的写实等，是探究译者主体性的微观表达的理想样本。

一、译者主体性理论与标点符号的文学翻译价值

译者主体性理论源于翻译学界对译者身份的关注。这一关注改变了传统忠实观的主导地位。学界开始承认译者在文本转换中的能动作用。译者主体性理论的发展推动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述。学者将焦点从原文转向译者本身。译者的文化立场与审美判断被纳入研究视野。

（一）译者主体性理论及其核心内涵

1. 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传统翻译理论过度强调译者“隐形”的角色是不合理的。他主张使用“异化”策略，强调保留源文本的异域风味，并通过此策略凸显译者的在场。道格拉斯·鲁滨逊的观点与之相似，认为译者应被视为翻译活动的中心，且不应被强制要求去除所有主观色彩。翻译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译者的艺术创造。

在国内提出译者主体性较早的是学者袁莉。她认为理论层面上必须承认译者主观意识的决定性作用，而在实践层面上则应尽量淡化译者“痕迹”，因为译本成败最终取决于译者如何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忽视这一点便无法触及翻译的核心难题。她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翻译不应仅仅依赖于“贴近原文”的标准，而是要充分考虑译者的创造力与艺术性。几乎同时，高宁正式提出“译者主体性”的概念，他认为译者不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更是积极主动的接受者与审美的再创造者。

2. 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所谓译者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在译入语理解、翻译策略选择、译文形式呈现等方面展现的主观能动性。译者主体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译者主体性体现在译者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不仅体现在词汇和句式的选择上，更在于如何处理文化差异上，从而对原文的含义进行再创作。第二，译者主体性体现在译者的翻译策略上。译者需根据目的语、受众、译者所处文化环境，采用最恰当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第三，文化效果的呈现也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体现。译者不仅仅需要关注语言的转换，还要考虑译文对目标语言文化的影响。

通过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性不仅是翻译活动中的个体创造，也是翻译与文化之间深刻互动的核心。随着学界对译者主体性理论的关注不断深化，翻译活动中的“译者”角色逐渐从一个“无形的存在”转变为具有独立性、创造性和文化意识的重要主体。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不仅推动了翻译实践的发展，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支持。

（二）标点符号在文学翻译中的功能

郭沫若1947年在《沸羹集·正标点》中言，标点之于言文有同等的重要，甚至还在其上。言文而无标点，在现今是等于人无眉目。这一观点强调了标点符号在语言表达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书面语言中的“停顿符”，更在语言的结构、节奏、语气以及情感表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翻译中的标点符号，尤其是文学翻译中的标点符号对于阅读和情感表达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1. 英汉标点符号的异同

通常在英汉翻译中，标点符号的使用同大于异，但英汉的标点符号并非一一对应。汉语常用的标点符号有17种，英语常用的有15种，在这15种中，只有撇号在汉语中几乎没有对应符号。而汉语中常用的顿号、着重号、书名号、分读号和专名号在英语中都没有直接对应的标点。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考虑标点符号在两种语言中的语法作用，还要注意它们在文本中的情感和语气传达。例如，中文中的顿号在列举事物时起到分隔作用，而英文通常使用逗号来代替，两者作用类似，但表达的节奏不同。

2. 标点符号的情感表达作用

标点符号除了在句子结构上的分隔作用之外，还具有情感表达的作用。如中文在抒情时较为含蓄，不常使用感叹词，尤其是在散文体裁中，抒发感情时往往更为委婉。而英语中常直接使用问号和感叹号等标点来加强抒情效果，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情感的直接表达往往借助于这些符号。

在中国文学中，人物内心波澜四起的描写可能就是一句话，一个省略号或者逗号就可以表达一种人物细腻的情感，而在英语中的翻译可能就需要用上感叹号和问号才能突出语气的表达效果，符合译入语的情感习惯。这种对标点符号的替换不仅仅是符号的对等，更是文化和情感的对等，也是需要译者格外注意的细节。

二、张培基散文翻译中标点符号的处理策略

在张培基的散文翻译中，标点符号的处理策略关乎着翻译作品的情感传达和行文流畅性。为了忠实再现原文的细腻情感和节奏，张培基灵活采用了对等移植、替换、删减和增补等策略。本章节将以张培基先生的著作《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例，对其中标点符号的翻译处理策略进行探讨。

（一）对等移植策略

在翻译中，对等移植指的是在不改变原文语义的前提下，对符合条件的标点符号进行直接保留。例如，当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标点符号在句子中承担相同用法（如逗号表示句内停顿、句号表示句末结束）且具备相似功能时，即可优先考虑直接照搬原文标点，无需额外调整。另外，在保留标点符号的前提下，必要时也可以调整语句结构，使句子的逻辑和内容更清晰。

例1：

胡适《差不多先生》原文：“陕西同山西, 不是差不多吗?”

张培基译文：“Shaanxi or Shanxi, aren’t they about the same?”

这段译文中的对等移植策略体现在忠实地传递了源文本的标点符号和句子结构。原文中逗号的使用不仅是为了连接两个小句，还有语气停顿的作用，使得疑问句的语气更流畅自然。而问号则强化了疑问的语气，表示对两个地名是否相同的询问。在英语中，逗号同样起到分隔句子的作用，且问号同样是用来表示疑问的标点符号，那么采用对等移植策略是最优选择，能保留它们共同的功能，既避免了过度翻译，又保持了语言的自然流畅性。

例2：

许地山《落花生》原文：“母亲把花生做成好几样的食品,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底茅亭举行。”

张培基译文：“Mother made quite a few varieties of goodies out of the peanuts, and told us that the party would be held in the thatched pavilion on the peanut plot .”

由于在该例子逗号和句号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用法相同，因此在译文中被直接保留，保持了原文的流畅性和自然感，也符合英文的标点规范。

（二）替换策略

替换策略是与对等移植相对应的核心策略，指当英、汉两种语言的标点符号在用法、功能或表达习惯上存在显著差异，无法通过直接保留实现准确表意时，需将原文标点符号替换为目标语中功能适配且符合表达逻辑的标点符号，以消除语言差异导致的语义模糊或阅读障碍，确保译文在语法规范与表达流畅度上贴合目标语的使用习惯。简单来说，对等移植是“能不动则不动”，替换策略则是“该调整就调整”，核心目标均为实现原文与译文的语义对等。

例3：

胡适《差不多先生》原文：“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

张培基译文：“So that everybody has become a Mr. Cha Buduo. But lo, China will hence be a nation of lazybones!”

这是《差不多先生》全文的最后一句。在叙述完差不多先生可怜又可悲的一生后，从个人上升到国家高度，表达了中国人思维懒惰的担忧。原文虽是陈述句，但结合上下文可以体会出其中胡适先生的无奈与叹息。句中破折号表示语义突然转折，此处破折号升华主题。译文为了突显作者的情感，没有按原文的形式保留破折号，但在开头加了语气词“lo”（“lo”用于引起对令人惊讶的事的注意，可以翻译为“瞧，看哪”），最后将句号换成了感叹号。感叹词和感叹号的使用增强读者的共鸣，将原文强烈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来。

作为对比，笔者在《中国名家散文精译》中找到了张梦井和杜耀文的译文。就标点符号和语气词的使用而言，译者把最后一句直译为“As a result, everyone became a Mr. Almost.

Thus China became a country of idlers ever since.” 译成陈述句，相比张培基的译文，感情略显平淡。

例4：

巴金《木匠老陈》原文：“老陈的店……遭到‘丘八'的光顾，他的一点点积蓄都给抢光了，只剩下一个空铺子。”

张培基译文：“In the course of the fighting, soldiers looted Lao Chen's shop until it was empty of everything.”

《木匠老陈》原文运用省略号淡化“光顾”的褒义，暗示掠夺的突然与残酷，并用逗号分隔“遭光顾—积蓄被抢—剩空铺”的因果链，表达较为含蓄。张培基的译文则舍弃省略号，添加“In the course of the fighting”点明情节背景，用逗号将时间状语与主句分割开，句末选择使用句号结束。

同时，译文通过句法结构“until it was empty of everything”直接点明结果，替代了原文的含蓄手法。这种标点和句式的调整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张培基根据英语“重逻辑、显衔接”的语言特点，对句式进行重组，使“士兵抢劫—店铺被洗劫一空”的因果逻辑更清晰。这样既能防止英语读者误解“光顾”的讽刺意味，也使其叙事更契合英语短篇小说的简洁风格。

例5：

老舍《想北平》原文：“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雄伟。”

张培基译文：“If only I were a poet so that, with all the sweet and beautiful words at my command, I could sing of the grandeur of Peiping in as longing a note as that of a cuckoo!”

在此案例中，张培基的标点处理是译者主体性的典型体现。原文结尾以句号收束，看似平淡，实则暗藏老舍克制而深沉的眷恋。中文散文常以句号的内敛传递余韵悠长的情感，避免用感叹号过度宣泄，符合老舍“京味散文”的含蓄风格。译文则主动增补两处逗号（“so that”后与“command”后），既适配英文“so that从句插入介词短语需分割”的句法规范，避免语义混杂，又为英文读者创造呼吸感，让抒情层次更分明；同时译文选择感叹号结尾，既契合英文“if only虚拟语气+感叹号”的情感表达逻辑，强化“愿为诗人”的恳切感，又弥补“cuckoo”与中文“杜鹃”的文化意象差异，用标点补充老舍对北平“炽热而连贯的眷恋”的情感缺口。

而这些调整始终以忠实原作为准则——未改动“用文字赞美北平”的核心语义，也未破坏老舍的含蓄风格，精准平衡了“中文情感节奏”与“英文表达逻辑”，展现了译者作为“原作解读者”与“目标语读者沟通者”的双重主体性。

（三）删减策略

删减策略指在翻译过程中，原文虽使用了某类标点，但因英、汉语言的表达习惯、句子结构差异，该标点在目标语言中属于冗余成分——保留会导致表达啰嗦、逻辑重复或不符合中文阅读节奏，此时需主动去除该标点符号，让译文更简洁、更自然。

例6：

巴金《朋友》原文：“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

张培基译文：“It is due to their bountiful free gifts that I have my share of warmth and happiness in my life.”

原文的三个短句在译文中被糅合为一个完整句，并删减了两个逗号，这一处理方式反映了英语语言的表达特点——英语中通常将复杂思想处理成复合句，过多的短句和逗号会让表达显得磕磕绊绊、不流畅。相比中文中灵活使用逗号分隔并列小句，英语更注重句子的连贯性。所以此处使用删减策略既能使译文更加紧凑自然，保留原文的情感和核心含义，又符合英语的语言习惯，让句子简洁流畅，避免不必要的冗余。

例7：

胡适《差不多先生》原文：“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

张培基译文：“He would mistake the Chinese character 十 (meaning 10) for 千 (meaning 1000) or vice versa.”

在这段翻译中，张培基同样采用了删减策略，确保译文在保持原意的同时更加简洁和自然。中文原文“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使用了对仗和重复的结构，这样的句式在中文中很常见，不仅有韵律感，同时突出强调写错的点。但在英文中，这种重复容易显得冗长且不自然。张培基通过“or vice versa”来传达“十字”和“千字”互换的意思。这种表达言简意赅，符合了英文表达习惯。

（四）增补策略

增补策略与删减策略相反，指在翻译过程中原文虽未使用某类标点，但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表达逻辑或阅读习惯存在差异，若直接省略该标点会导致目标语语义模糊、逻辑不通或不符合语法规范，此时就要主动增加符合目标语规则语法的标点符号。

例8：

胡适《差不多先生》原文：“好在王大夫与汪大夫差不多，让他试试看吧。”

张培基译文：“Luckily, Vet Wáng is about the same as Dr. Wāng. Why not let Vet Wāng have a try?”

译文中张培基结合使用了增补策略和替换策略。首先，英文中的“Luckily”常放句首表示一种幸运或有利条件的情感，而逗号的使用可以帮助避免句子过于紧凑，让语气更加轻松自然。而在中文中这种意思不需要额外的逗号来表达，张培基通过在“Luckily”后增加逗号，使得翻译在保持原意的同时，符合英语的语法习惯。其次，译文用问号替换了原文的“吧”字。中文中的“吧”常用于建议、请求等，带有缓和语气的功能。原文的“吧”表达了一种邀请的语气。但英语并没有直接对应的语气词，而会采用“Why not...”句式来表达，语气比较亲切。通过这种方式，译者成功地将中文的语气转化为英语中自然的提问方式。

总的来说，标点符号的选择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要根据具体语境和文本来灵活运用。通过标点符号的合理使用。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经典散文翻译文本的分析，本文揭示了标点符号在英汉翻译中的多重功能及其背后的译者主体性。尽管标点符号在形式上看似微不足道，但它在情感传递、语法结构、文学风格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张培基在翻译过程中，面对中英文标点的差异，灵活应用对等移植、替换、增补和删减等策略来保持原文风格并适应目标语语言习惯。这些策略不仅使译文保持了原文的精髓，也反映了张培基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平衡源语和目标语文化的差异，充分展现了译者的主体性。这启示译者在翻译时，要充分意识到标点符号的文化差异，不需拘泥于原文的标点符号，应根据目标语的语言特点和习惯进行灵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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