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智能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机器翻译在逐渐解构译者的主体性，给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出挑战，众多学者认为译者要综合考量各种因素，重点关注文学领域的翻译。译者主体性在过去的研究中，似乎更多侧重研究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精神属性，没太多关注主观能动性与受动性之间的关系，似乎译者的主体性只是其主观能动性，对其社会属性未予足够的关联性研究（宋学智，韩毓泽，2024：24-30）。郭天骥认为“粉丝翻译”可以更多关注译者本身外的读者因素，便于读者立刻的与译者和其他的读者进行互动（郭天骥，2023：111-119）。此外还有诸多学者认为文学翻译存在诸多与译者主体性认识密切相关的焦点问题（谭业升，2024：28-37；黄安琪，许诗焱，2024：157-165；刘云虹，2024：73-80）。

近年来，对于单一主体性研究的局限性逐渐暴露，蓝红军讨论了译者主体性的困境，认为我们需要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具体的对象性关系中来考察翻译翻译主体的构成（蓝红军，2017：21-27）。译者主体性研究开始转向“主体间性”研究，钱嘉颖提出译学界长期以来以单一实体为主导的研究倾向时常导致译者主体性无节制的过分张扬，要确保译者主体性充分发挥和谐的创造作用，就必须在间性对话过程中坚持平等性，并尊重差异性（钱嘉颖，2019：97-106）。另外还有学者把译者当作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之一对不同类型的译本进行间性研究（周怡柯，2024：130-138；付佳楠，2022：74-78；孙建光，2018：32-37），力图寻求一种更均衡的理论创新。从认知的角度讲，“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指在多个参与者之间分享情感、知觉或感知、思维和语言等方面的经验内容。人类心智本质上是共享心智（shared mind），主体间性是人类的显著标志”（张辉，2023：30-49）。主体间性指出译作、原作者、译者和译作读者具有密切的联系，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李雪丰，2020：102）。所以据此，译者的主体间性是翻译主体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其展现的是一种和谐思想，体现出不同主体间的和谐共生之态。不同的翻译主体就对应不同的主体性。

一、译者主体间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

文学翻译的定义在学术界存在歧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定义和观点，这些观点涵盖了忠实与创造的平衡、跨文化交际、文化转换、文学创作以及创造性叛逆等多个方面（蓝红军，2018：104-117）。主要分歧还是集中于如何处理原文与创造性的关系。根据袁莉2020年出版发行了《文学翻译主体论》提出了一个较为周详系统的文学翻译理论模型，即“翻译主体研究”。散文翻译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新时期古代散文翻译中，译者的主体间性主要在两方面得以体现。

其一，文本再造的创新性。散文翻译绝非对原文的单纯拷贝，而是于深切体悟作者思想情感后，针对原文展开二度创作，借助另一种语言予以重塑的历程。此过程包含了从领会至表述的转化，自吸纳到产出的递变，译者于其间占据关键地位，化作勾连原作与译品、作者与读者的纽带。尽管译者在和作者的沟通中具备后发的有利条件，然而其行为亦受原作话语抉择的约束。故而，原作与译品之间的转换，本质上乃是译者与原作者主体间性彼此交融的成效。在古代散文翻译进程中，译者需着重整体成效，追寻原文的韵味，且维系译文的忠实、典雅与畅达。译者既要对原文保持忠诚，又需施展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巧妙地变换文本，防止生硬地逐字对译，以免丧失原文的优雅与华彩。

其二，译者同原作者、读者的交互关联。翻译行为依托于原作，译者肩负着竭力确保对原作忠诚的使命，运用外语精准地传递原作的内涵与意旨。译品终究要面向读者展示，读者的回应是评判译品品质的关键尺度。鉴于不同语言在思维模式、文化与历史等层面存有差异，译者务必于坚守忠实的同时，尽情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刻板的翻译极易致使译品偏离原作的主旨，因此译者在翻译操作中应确立读者观念，综合考量读者的语言运用习性、接纳程度与思维模式，以便译品能够更为有效地被读者领会与接纳，并收获他们的信赖与认同。

二、林语堂与《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的自传体散文，已入选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工程《大中华文库》，成为中国文学外译的重要组成部分。《浮生六记》自林语堂首译至今已有14种外国文版，还曾辅以英、法文字幕以昆曲形式在海内外演出（孟祥德、孟祥春，2022：139-147）。《浮生六记》的原文分为六卷。根据研究，最后两卷不是沈的原著，所以都没有翻译过几位英译译者只翻译了前四卷。林语堂于1935年首译《浮生六记》，向西方国家推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此后，还有1960年英国翻译家雪莉·M·布莱克的译本、1983年美国翻译家伦纳德·普拉特和中国翻译家蒋素慧的译本，以及2011年加拿大翻译家格雷厄姆·桑德斯的译本。对于这样一部经典作品，无论是在文学批评上，还是在翻译研究上，都值得反复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研究需求选取了林语堂的译本。

《浮生六记》的海外研究较少专注翻译，读者接受情况较难考察。 国外学者对《浮生六记》中的美学价值进行研究，剖析其中的中国文学美（Velingerova, 1972: 137-160； Sample, 2012: 116-118；Kwong, 2011: 177-206)。Williams认为，在20世纪前半叶，林语堂作为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其影响力和权威性是无人能及的（Williams，2010：390-419）。不过，译作的馆藏与出版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译本的接受度。在1935年，林语堂出于对《浮生六记》的深厚喜爱，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在上海的《天下月刊》和《西风月刊》上连载。这部作品的英文版一经推出，“颇有英国读者徘徊不忍卒读，可见此小册入人（心）之深也”（林语堂，1999），显示了其巨大的情感影响力。到了1939年5月，上海西风社发行了《浮生六记》的汉英对照版，“迄（民国）三八年三月，发行七版”（秦贤次、吴兴文，2013）。Lvfang指出，西风社的双语版不仅帮助在华的西方人士了解这部作品，也提高了它在国内的知名度，这一点从20世纪40年代初该书中文版重印了50次就可证明（Lvfang， 2010: 25-5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1999年2月和2009年分别重印了林语堂的汉英对照绘图本，并在出版说明中提到，选择重印的原因一是林语堂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的显著成就，二是这部作品是林语堂英文翻译的代表作。国内对《浮生六记》的研究主要围绕译者的主体性，而在研究的过程中过多关注译者的作用，忽视了其他翻译主体的作用，本文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探讨浮生六记的英译，希望能够为文学翻译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三、译者主体间性在《浮生六记》中的体现

（一）译者与原作者

外研社在《浮生六记》林语堂的英译本出版说明部分指出“该译作图文并茂的展示了两百多年前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意趣，主要目的诚然是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一个翻译介绍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典范。”所以不容置疑，《浮生六记》中所讲的故事带着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温度。沈复创作这部作品是对其与妻子日常生活的记录，但是却以中国传统社会为背景，呈现出鲜明的异质他者性。林语堂在翻译过程中非常尊重该作品中存在的中国文化的陌生感、民族性和美学特点，积极寻求与原作者的靠拢，从而有效保留了原作所蕴含的中国的文化特色，为译作能够在译语文化中以本真的面貌展现奠定基础。

作者在创作《浮生六记》时提到了不少的中国地名对读者有诸多重要意义。一方面，这些地名能帮助读者勾勒出作者的生活轨迹。另一方面，地名能增强作品的真实感。在汉英两种差异明显的语言文化中，我们对地名的表达常常存在差异。林语堂对整部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地名都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式——对地名的表达采用音译+直译的翻译方法，从而帮助外国读者跨越文化的鸿沟，看到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使得译文读者增进了对中国各个景点的了解。

例1：

桥北数武有崇文书院，余曾与同学赵缉之投考其中。时值长夏，起极早，出钱塘门，过昭庆寺，上断桥，坐石阑上。

It was summer then and-we-would get up very early, pass the Chient'ang Gate and the Chaoch'ing Temple,)come down the Broken Bridge and sit dowh-on its stonebalustrade.

如例1中，西方地名与中国地名在命名上各有特点。西方地名多源于古罗马、希腊等文化，中国地名则常与历史、地理特征相关，如“长安”意为长治久安，“黄山”因山色黄而得名。地点的命名不一而足，这就是中国在地名命名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即中国地名命名特点在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地理地貌特征以及民族性，体现了对人文、地理环境和历史传承的重视。林语堂在翻译地名时较多采用音译加直译的方式。从文化传播角度看，音译能保留地名的音韵特色，如“钱塘”译为“Chient'ang”，让世界听到中文发音的独特魅力，而直译部分则可传达其含义，像“钱塘门”直译为“Chient'ang Gate”，“昭庆寺”译为“Chaoch'ing Temple”。“门”“寺”两字的翻译明确了其地理属性，有助于外国人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地名背后的地理与文化内涵，增强对中国自然风貌的认知。在旅游推广方面，这样的翻译方式能精准定位，既让游客记住其独特发音方便交流，又知晓该地的大致类型。译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强调中国地名的特征，选择在译文中保留西方读者看来较为陌生的音译地名，忠实再现作家所游览的中国地点，彰显了译者对作者和原作的尊重以及对源语文化的负责。

例2：

向东南，两渡又河，约八九十里，四望无村落。

I went in a southeasterly direction and crossed two creeks. After going for eighty or ninety li, I found a deserted country without any houses around.

作者在《浮生六记》中细腻地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不仅是关乎普通的衣食住行，更关乎学习见闻，琐碎中带着高雅。幕府、公堂、公门、《国策》、《南华》、马褂、锦布障、馄饨、肉馒头、琵琶、《楚辞》、“赋”和“琴”等都是作者笔下中国清代时期文人生活的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创造性，基本采用音译和直译的方式对这些异质文化因素进行处理，在不影响读者的整体阅读感受的前提下，有意保留西方读者接触到异域文化的机会，充分落实了对原作承担的道德责任。

如例2中，在《浮生六记》中出现了较多次出现了距离单位表述，此处作者用准确的距离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感。这其中的“里”是中国距离单位中的一种，也是中国人较多使用的距离单位，和“公里”一样是中国单位符号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对这一中国传统计量文化给予了保留，采用音译的方式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民族特色计量单位，在构建理解的桥梁的同时承认“他者”的存在，忠实再现了极具地点与色彩的中国特色。

（二）译者与译文读者

尤金·奈达（Eugene Nida）指出，“译文对当今文化环境中的读者产生的影响应该与原文相同”；如若不然，他倡导对文本加以修改，以便“再现最原始的读者反应”（Gentzler, 2012: 100）。胡作友、彭九州指出，译者的角色是“沟通源语言作者与目的语读者”对读者接受度的关注有利于提升译者的接受度，“提高译作的接受效果有利于文化出海”（胡作友、彭九州，2024：160-169）。翻译应该避免走向两种极端，即只关注传达原作文化内涵和只关注读者接受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发挥创造性既要注重再现原作风貌，又要考虑到读者的接纳度。对于《浮生六记》的翻译，译者清醒的认识到，如果忽略西方读者的接受能力，所产生的译作无非就是“孤芳自赏”很难在与原作截然不同的异域文化环境中得到西方读者的接纳，这就等同于把翻译助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走出去”的门关上了。我们可以看到译者在原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构建沟通的桥梁，平衡原作与译作所处的不同语言、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需要对文字进行推销、表达和取舍，即诗学层面的再创作，是译者的主体间性的彰显。

例3：

癸卯春，余从思斋先生就维扬之聘，始见金焦面目。

In the spring of 1783, I accompanied my teacher to Yangchow and in this way got a glimpse of the Chinshan and Chiaoshan Hills [at Chinkiang].

沈复的《浮生六记》中出现了很多干支纪年表达方法。干支纪年，是指中国传统纪年历法，自上古以来就一直使用的纪年方法。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总称。把干支顺序相配，正好六十为一周期，周而复始，循环记录。这就是“干支纪年”。译者并没有使用音译的方法对这些表达进行翻译来传达中国特有的文化，而是把这些表达转换成公元纪年法。公元纪年法，起源于西方，逐渐被世界各国接受并使用，成为国际上最广泛使用的纪年系统。若此处采用音译法，能够原汁原味地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但是，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音译后的干支纪年非常难以理解。像“癸卯”这样的词汇，单纯音译后，他们很难明白这是一种纪年方式，更不清楚它所代表的时间顺序。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这种转换旨在保留原文的意思的基础上消除译本读者的阅读不适感并且保存读者的整体阅读体验。

例4：

余有姑丈度万九，在盘溪之仙人嫂作酿酒生涯。

I had a paternal uncle by marriage by the name of Yüan Wanchiu, who was a wine brewer by profession, living at the Fairy Pond of P’anch’i.

例5：

堂上春秋高矣，妾死，君宜早归。

I know you have displeased your parents all on my account; therefore when I die, your parents' attitude will change round, and you yourself will feel more at ease toward your parents.

称谓表达众多是汉语称谓礼仪文化的一大特点。据《中国古今称谓全书》记载，家族·亲属类有一千八百条称谓，而《亲属称呼辞典》收录了包括古代称谓和现代方言称谓在内的亲属称谓三千五百条。如果在翻译时保留这些称谓表达，将极大程度地展示中国称谓礼仪文化。《浮生六记》中涉及极多称谓表达，而在翻译过程中林语堂并没有为了传播中国文化采取激进的存异行为，没有忽略与西方读者平等对话的重要性，而是发挥自身创造性，尽量去调和两种称谓文化之间的差异。

如例4和例5，“姑丈”“堂上”“妾”“君”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表达，中国的称谓表达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代号，他们体现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尤其是在尊卑观念的集中体现。如果译者为了贴近原文，达到文化宣传的目的，选择使用音译或者直译，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大译文读者的阅读难度，同时还可能产生文化误解。“姑丈”是父亲妹妹的丈夫，在英语表达中对男性长辈都统称为叔叔，而此处翻译成“pateranl uncle”表明了这是父系的亲戚，既贴合了原文的意味，同时又顺应了译文读者的表达，充分发挥了主体间性，为作者和读者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堂上”“妾”“君”反映了各个人物角色之间的尊卑观念，如果采用直译或者音译翻译成“monarch”“concubine”虽然能够保留民族个性，但也加大了文化误读的风险，偏离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并且文章中有较多称呼类表达，译者意识到为了再现陌生化而整体上牺牲文章可读性是非理智，主动淡化了异质文化元素，选择了西方读者熟悉的表达方式来翻译，确保了文章整体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四、总结

本文围绕译者主体间性与《浮生六记》英译展开研究发现单一主体性研究存在局限，译者主体性研究转向“主体间性”，强调译者、原作者与译文读者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以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为例，在译者与原作者关系上，林语堂采用音译+直译处理地名等，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尊重原作；在译者与译文读者关系上，通过转换纪年法、调和称谓差异等，平衡文化与读者需求，展现译者主体间性。

在未来的研究中，文学翻译研究应进一步深化主体间性理论的应用，探索更多体现主体间和谐共生的翻译策略。同时，关注智能化时代背景下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的融合，更好地发挥译者主体间性，推动中国文学作品在国际上的传播，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

参考文献：

1. [1] Sample, J. Six Records of a Life Adrift by Shen Fu (review)[J].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012, 19(01):116-118.
2. [2] 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Second Edi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2.
3. [3] Lv Fang. The Afterlife of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Fusheng Liuji[J]. Translation Review, 2010(01):25-52.
4. [4] Kwong, C. Problems in translating culture: The translated titles of Fusheng Liuji[J]. 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Édication, 2011, 24(02):177-206.
5. [5] Dolezelova-Velingerova, M. & Dolezel, L. An early Chinese confessional prose Shen Fu’s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J]. Toung Pao, 1972, 58(01):137-160.
6. [6] Williams, R John. The Technê Whim：Lin Yutang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Chinese Typewriter[J]. American Literature, 2010(02):390-419.
7. [7] 鲍海涛, 王安节. 亲属称呼辞典[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8.
8. [8] 付佳楠. 政治文献中典故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域融合”[J]. 外语学刊, 2022(03):74-78.
9. [9] 郭天骥. “粉丝翻译”与中国文学的海外大众传播与接受——以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Podcast 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46(02):111-119.
10. [10] 胡作友, 彭九州. 葛浩文删改式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J]. 中国文化研究, 2024(03):160-169.
11. [11] 黄安琪, 许诗焱. 翻译家与作家对话：中国文学英译过程中译者的“追问”价值——以《推拿》译介为例[J]. 当代外语研究, 2024(03):157-165.
12. [12] 蓝红军. 译者主体性困境与翻译主体性建构[J]. 上海翻译, 2017(03):21-27+93.
13. [13] 蓝红军. 新时期我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未来发展[J]. 外国语言与文化, 2018, 2(01):104-117.
14. [14] 李雪丰. 新时期古代散文翻译的译者主体间性——评《文学翻译主体论》[J]. 中国高校科技, 2020(12):102.
15. [15] 刘云虹. 意识、立场与行动：译者主体化视域下的梁宗岱文学翻译考察[J]. 中国翻译, 2024, 45(05):73-80.
16. [16] 孟祥德, 孟祥春. 《浮生六记》在英语世界接受中的“观法”[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02):139-147.
17. [17] 钱嘉颖. 译者主体性在间性对话中的彰显——兼谈译者主体性发挥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9, 26(06):97-106.
18. [18] 孙建光. 论《尤利西斯》汉译主体间性的伦理规范[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06):32-37.
19. [19] 宋学智, 韩毓泽. 文学翻译研究的未来向度与空间[J]. 中国翻译, 2024, 45(05):24-30+191.
20. [20] 沈复. 浮生六记[M]. 林语堂,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21. [21] 谭业升. 新时期文学翻译批评的焦点问题与认知转向[J]. 中国翻译, 2024, 45(02):28-37+190.
22. [22] 吴海林. 中国古今称谓全书[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23. [23] 袁莉. 文学翻译主体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24. [24] 张辉. 批评认知语言学与主体间性[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45(01):30-49.
25. [25] 周怡珂. 译者身份间性研究——以语际批评翻译家刘若愚的译者行为为例[J]. 外语导刊, 2024, 47(05):130-138+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