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D区地形为典型的洞庭湖冲积平原，区内的湖泊、水面、沟渠纵横交错，境属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6.5℃，气候温润适宜，辖区内农业基础好，机械化程度较高，是国家商品粮鱼生产基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以上述一系列决策部署为标志，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已提升到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影响之大、要求之高前所未有。

一、实践意义

（一）国家层面

土地是发展之基、生态之要、生存之本，在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大力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土地管理工作落实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具体实践和重大举措。

（二）现实层面

D区作为国家现代化农业标准示范区，经过多年发展，在城镇化刚刚步入中期阶段的时候，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明显减弱，土地资源过度消耗及浪费、环境污染、土地扩张和三条红线保护相矛盾、农业农村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日益凸显。D区已经到了必须在发展中加快提质增效升级的关键时期，粗放扩张、人地失衡、以牺牲环境求发展的错误道路已经行不通了。在此背景下，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探索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理论、方法、技术，推进D区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既是响应国家土地政策的根本要求，也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现实选择。

在此背景基础上，开展D区土地资源调查及综合开发利用战略思考，对于保护和合理利用D区土地资源、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

（一）国外研究观点概述

总体来说，国外对于土地集约利用的直接研究相对较少，更多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土地规划和土地可持续利用及环境生态上，还有一些相关理论方面的研究。本次研究主要选取了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相关著作，还有部分国外知名期刊的代表性观点进行分析，这些专家学者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阐述了关于土地资源如何节约集约利用的问题，下面将所搜集到的相关资料进行概述，以提供参考借鉴。

首先，在农业用地规划利用方面，Arita H和Tomosyo T提出粗放经营作为节约农地资源的一种手段，并探讨了农地经营的新模式；Liming Ye和Eric Van Ranst基于土地资源调查（生理、气候、土壤、土地利用和管理），对我国北方曹县土地资源的农业可持续利用潜力进行评价，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因地制宜地进行土地利用需求和层次生产潜力估算，获得了人口承载能力，并制定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准则；Saizen I等发现日本农业推广区“白区”发生了大量由农田向非农用途的转化，通过叠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10米土地利用网格数据，对大坂府的时间序列格点数据进行了整理，结果表明，从80年代开始，“白区”的大规模工业开发以及城市扩张，导致大量农业用地转为住宅以及工业用地；Mostafizur A和Zaman M研究发现农业用地的开发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当地现有种植模式、种植强度和作物多样性的类型，这将为研究推广人员和将来的发展模式提供指引。

其次，在城市用地规划利用方面，Wayan Wiryawan I探讨了实施以环境保护和城市空间规律为中心的土地整治过程的启示。结论是，基于环境保护和城市空间规划法的土地整治过程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方法。通过整合保护实践和坚持城市空间规制，该过程确保了自然资源的保存、可控的城市扩张、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发展、土地的高效利用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政府、社区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努力对于成功实施至关重要。应用这种方法有助于环境的整体改善和保护，从而实现更可持续的未来；Elgar Barboza等发现由于人类活动，城市面积开始指数级增长，利用陆地卫星图像、云计算和预测模型，对1990年至2031年巴瓜格兰德和恰恰波亚斯地区土地利用价值变化和城市增长模式进行预测。研究提出了一种结合云处理、GIS和变化模拟建模的分析方法来评估城市增长时空格局和LULC变化。该方法有效地识别了研究区土地利用效率的主要变化和趋势。此外，还强调了潜在的城市化地区，其中仍有机会发展规划和管理的城市区域；György Csomós、Ádám Szalai等研究了匈牙利城市土地占用和土地利用变化的最新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的中央政策是土地占用和城市蔓延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优先考虑紧凑型城市模式和棕地开发可以有效缓解这些问题，论文主张将土地使用决策权完全归还给地方政府，使他们能够拒绝可能危及当地环境的投资开发。

关于土地利用与环境相互影响方面，Anindita Pal、Atul K. Tiwari等提到工业城市的出现带来了资源的不受控制的开发、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低碳化土地利用是生态系统功能丧失的关键因素，研究还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和地带性水平上的弹性值，以提供空间布局参考；Pavlo Saik、Iryna Koshkalda等依据可持续发展、实现LDN和生态系统服务等理论的概念，揭示土地利用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其退化的研究，在规划土地利用时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资源，科学地证实解决土地退化问题。

最后，国外在土地利用体系建设和一些理论性研究方面也有一些典型著作，例如来自科罗拉多大学的学者Todd A. Steelman提出美国的土地使用治理传统上采取集中或分散的形式，制定了一个评估土地保护工作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评估GOCO的感知创新。与GOCO计划相关的明显创新包括：(a)更适当的土地保护工作，(b)培养对项目的政治支持，(c)专门的资金来源，(d)比集中或分散的方法更有可能实施和执行。GOCO方案在处理区域关切领域和提供技术专门知识的方式上可以利用更多的创新；Sonter、Barrett、Moran等对土地系统科学文献的研究分析发现，在探寻土地利用变化动态的研究中，小规模土地利用目前很少受到关注。他们概念化了小规模土地使用间接推动更广泛的土地使用变化的两种方式：(a)通过改变空间景观属性，(b)通过改变驱动其他土地使用扩张的基本力量。随之提出了“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即那些在景观中占据较小比例但通过其运行间接驱动土地利用变化动态的土地利用类型。得出结论，从分析中纳入或排除土地使用，应超越量化其土地使用面积，而是纳入对土地使用如何在其区域范围内运作的理解，将土地集约利用纳入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分析和模型；Ernest R Alexander通过对以色列法定规划制度的机构分析后，提出经济机构的交易成本理论(TCT)也适用于公共部门。TCT负责公共土地使用规划和开发管制，并建议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市场的治理可以采取一些替代形式。土地利用规划与开发管制制度进行制度分析的概念模型的基本要素是：(a)一体化的TCT，(b)基于交易的土地和房地产开发过程的特点，(c)从法定规划和管制到契约约定的一系列替代治理形式；Maja Topole提到了评价城乡结合地带土地合理利用的方法，提出了地质生态因子的概念，以确定耕地、葡萄园、果园、草地和村居的适宜性标准；Emily Talen倡导分区制改革以应对社会经济隔离，提出了一种将土地利用分区与多样性空间格局明确联系的方法，通过对Champaign和Urbana两个城市进行了分区模式和社会经济多样性模式的评价，采用Simpson多样性指数的形式，通过人口普查分组来衡量社会经济和区划的多样性，结果表明，不同的住区划分与收入多样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Thatheva Saphangthong与Yasuyuki Kono研究了老挝北部复合农田村庄的土地利用变化，利用遥感影像解译和农业系统分析表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农业的广泛发展与森林砍伐的快速发展以及随后时期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和农村的商业化。这些发现表明，土地利用变化有两种机制：一种是社会制度下的连续渐进变化，另一种是社会制度崩溃时的间断剧烈变化。后一种机制比前者更具破坏性和剥削性，并主导着土地利用变化的长期趋势；Kaim Andrea等通过利益相关者偏好的pareto最优解来解决多目标空间土地利用分配问题。该研究理论可以帮助决策者找到基于生物物理建模结果和利益相关者专业知识的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策略，并展示了如何将多目标优化结果交流并用于基于信息的决策过程；芬兰学者Duman O等认为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提出了土地使用和运输一体化的概念。通过分析规划实践中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框架的长期演变，将规划者感知的访谈研究与对该地区规划、政策文件和相关机构和组织变化的历史轨迹的文件分析相结合，为研究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分析方法。

（二）国内研究观点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经历了长达50多年的发展，对其内涵和重要性的认识逐步清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节约集约制度框架体系。1956年发布《国务院关于纠正和防止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浪费现象的通知》。1986年第一部《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建设和乡（镇）村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5年党中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节约集约用地首次作为国家要求。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2012年召开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全面促进资源节约”作为其主要任务之一。

从网上及图书馆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我国对于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资产与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土地整理开发利用，农村及城市土地利用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体系建设等方面。

第一，从自然资源资产与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方面

陶德凯、张子建等通过梳理生态产品的概念内涵及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结合供需均衡理论，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供需角度解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逻辑基础，指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供给层面生态优势难发挥、转化层面空间管控不严谨、需求层面“双评价”实用性不强等现实问题，并深入剖析国土空间规划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作用机理。由此，进一步将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划分为多个子空间，从生态空间持续性、生产空间效率性、生活空间便利性等方面提出规划优化建议，以引导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朱红兵在《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一文中提到，土地利用变化对环境的影响涵盖了生物多样性的维护、水资源的恰当使用、土壤的健康状态及全球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面对这些影响，需要采取综合性的应对策略，如科学规划土地利用、推广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模式、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及强化公众的环保意识，构建一个更和谐、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刘超和吕稣认为在体系定位上，自然保护地共同治理机制是政府治理、公益治理和社区治理等多种自然保护地治理机制组合形成的一种动态合作序列，以综合发挥多方治理主体的各自角色优势。自然保护地共同治理机制亟待从建构我国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参与治理的规范体系、完善私人主体参与自然保护地治理的制度通道、健全公众参与自然保护地共同治理的法律机制三个方面展开制度设计；唐寄翁、徐建刚等梳理了国家、省、市、县、乡镇层次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工作的具体要求，进而总结了国土空间规划与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融合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框架，并提出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方法。

第二，关于土地整理开发利用方面

刘凤琴提出加强土地资源管理，不仅可以显著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能增加土地收益，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应分别从宣传教育、制度完善、土地规划、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后期管护等方面着手，重点研究促进土地复垦及开发整理的对策；荀文会和彭鹏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综合整治政策的演进过程，分析了土地综合整治政策的嬗变特征。提出未来我国土地综合整治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一是探索开展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研究，建立新时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体系；二是深入研究土地综合整治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和配套措施；三是系统研究土地综合整治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权属调整和管理等方面的政策衔接；陈丽垚和杨子生指出土地整理是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落实土地用途管制的重要手段。它与土地复垦、土地开发合称为土地整治。土地整治和土地整理是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对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社会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土地整治和土地整理的目标都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体来说就是一种既满足当代人对土地资源数量、质量和生产生活环境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构成危害的利用。

第三，在农村和城市土地利用方面

胡春湘指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节约集约化利用困境主要表现在土地制度的供给不足、土地政策制定中的制度模糊、政策执行中的制度异化等，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是重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意味着土地利用力避浪费，实现土地利用强度和综合效益的提高。而要实现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关键在于制度供给与创新；李太淼提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搞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可考虑采用以下对策：一是实行城乡建设用地一体规划；二是搞好社区的科学规划；三是严格控制社区建设用地使用标准等；罗浩轩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研究——基于改进的PSR模型》一文中提到推动农业的发展是促进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关键，可以从五个方面发力。第一，要理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相关法律制度。第二，要落实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政策。第三，要合理引导农用地规模化利用。第四，要进一步提高财政向农业农村倾斜力度。第五，要深度挖掘农村人力资源；付钦太提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和粗放式利用问题。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涉及政府、用地单位、土地制度等诸多方面，必须多管齐下，方可收到理想的效果。一要强化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理念；二要本着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完善城市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引领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三要推进征地制度和土地税收制度改革等；宋剑玮和孙佳历提出片区综合开发是社会资本主导园区开发及运营的开发模式。随着城市新区类项目开发模式逐渐成熟，更新类项目也逐渐采用此模式进行开发。其中产业园区更新项目不仅需要在片区建设方面上更新，同时存在探索产业升级更新的核心问题。在规划层面上，探索一种科学中立的方法综合统筹开发运营方、政府部门以及生产生活诉求，在实施层面上真正的解决园区土地整理及建设的问题；付钦太指出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粗放浪费，转变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势在必行。推动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由粗放型向节约集约型转变须多管齐下，要在发挥好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规制作用。重点是制定和完善城市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注意搞好多个规划之间的协调衔接工作，充分发挥规划的基础性引领作用；走内涵式城市化道路，加快对旧城区、城中村、废弃厂区、棚户区的改造，高效利用旧城区土地资源；建立科学有效、适用于不同类型单位的用地规模评估指标体系等。

第四，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体系建设方面

叶艳妹、罗姮等认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需要以现代治理思维深入推进，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助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治理实践；李祎恒提出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我国亟待通过法治化手段来消除国土空间治理及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而构建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要破除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困境，就必须将空间涵摄于法权关系，并以区域国土空间的结构与功能为基础，遵循整体性、平衡性和多样性的空间需求，完善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法理逻辑，进而为建立健全充满开放性和可能性的差异性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提供可能性；熊芸、龚健等认为我国现行的用途管制准入体系仍存在要素与分区管制脱节、用地审批“放权”未全覆盖、管制刚性与弹性难以平衡、分区管制事权划分不清等问题，已无法适应国家简政放权和新时代系统管理的需要。针对当前准入体系存在的问题，在分区管制视域下探讨准入方式和事权管理办法，构建差异性陆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准入体系，即统一划分管制分区体系、构建分区事权分级系统、探索差异化准入管制方式和完善准入内外监管机制。推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完善，以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陈威提出推行节约集约用地，必须有一个评价体系。然而，当前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土地调查的开展。因此，研究构建符合现实需要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制度迫在眉睫。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分为两层次三大部分，即区域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简称“区域用地状况评价”）、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简称“城市用地状况评价”）以及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潜力测算（简称“城市用地潜力测算”）；帅文波和杜新波认为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内涵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立足于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即当代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应受总量节制，资源利用要在时间轴线上定位，当代不能透支后代的土地资源；第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对存量土地增加投入、改善经营管理来提高其土地使用效率；第三，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目标是达到良好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生态效应；第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应当是一个动态过程，必须把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作为一个长远目标进行规划，合理安排土地投放的数量和节奏，改善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挖掘用地潜力，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

三、中外文献述评

通过阅读相关国内外文献，我对于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在我看来，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生产力水平提高，科学技术应用，土地利用方式已经逐渐从粗放向集约方向发展。国外的许多学者提出的理论，都可成为我们对于土地集约利用研究的依据。在国际上，随着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结合研究，为土地集约利用的定义与定位提供了一个越来越完善的理论平台；目前国内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研究还处在较为薄弱的发展阶段，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通过对城镇及农村、自然资产和土地整理开发等方面进行的试点研究，通过借鉴其他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上所进行的不少有益的探索，我对所研究区域的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结合国内外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研究，我认为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方法研究，还需要从以下方面去进一步探索完善。首先，尽管当前的研究对于我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农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进行了一定的系统性研究，但目前的国内外文献研究中较少的涉及到冲积平原流域农业综合发展区的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的研究。所以本文以益阳市农垦改制区D区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在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使本研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其次，上述研究中虽然涉及了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但是其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过程，本文针对D区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的研究能够丰富该领域的研究，同时也能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再次，本文所研究区域对于城乡土地资源要素供给侧改革以及发展特色文旅方面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尝试，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最后，当前不仅要完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还要从服务政府决策的角度，建立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加强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理论成果的应用，使其能够为政府部门、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提供依据和理论支持，促进研究区域土地合理利用，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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